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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能解決問題嗎?

改革能解決問題嗎?

 改革能解決問題嗎?

商場爾虞我詐、法律偏袒一方、社會充斥階級偏見、健康沒有保障、教育水平低落、人們利用宗教斂財、環境慘遭破壞,這些事叫大多數人搖頭悲嘆。也正由於這樣,改革者才行動起來。

改革者來自社會各階層,他們主張合法有序地進行變革。總的說來,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或革命家,因為大部分改革者都按法律程序進行改革,不會訴諸武力。一些有社會地位、有影響力的改革者,積極倡導改革。其他人則力圖推使當權者進行改革。

改革者試圖讓社會大眾重新考慮解決問題的方法。他們除了抗議,還會就如何改善現狀,提出自己的想法。改革者可能通過公開請願,上街遊行,或通過媒體宣傳,來促請公眾關注他們所擔心的事。改革者最不願意見到的,就是市民大眾對他們的呼聲充耳不聞。

古代的改革者

改革推動歷史的進程。聖經記載,二千年前,一個雄辯家這樣頌揚猶地亞行省的羅馬總督腓力斯:「本國也因大人的遠見而有種種改革。」(使徒行傳24:2 大約在腓力斯之前五百年,希臘立法者梭倫推行改革,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。《不列顛百科全書》解釋,梭倫在古雅典「結束了貧窮最惡劣的局面」。

宗教歷史上也不乏改革者。例如,馬丁·路德試圖改革羅馬天主教,他的這一舉動,促成基督新教的產生。

改革範疇

改革者可能也想改變人們的起居習慣。一些改革者提倡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20世紀早期,德國的生活方式改革運動就是個例子。隨著社會越來越工業化,許多人覺得生活變得機械化,沒有人情味。改革者主張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。他們倡導健身、戶外運動,提倡自然療法、素食。

另一些改革者揭露不公平,給政府施壓,要求改變現狀。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,環保人士大聲疾呼,抗議破壞環境的行為。當中有些團體還發展成為國際組織。環保人士除了示威遊行、指出環境問題之外,還就如何補救提出建議。在他們的推動下,立法機構修改法律,如禁止向海洋傾倒有毒廢物、禁止捕鯨等。

在60年代,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對羅馬天主教會進行改革。在90年代,有些天主教平信徒也成為一些未來的改革者。他們建議修改教士獨身的制度。英國聖公會的改革者則促成一項改變,容許女子受委任做教士。

不是人人都歡迎改革

有些改革取得極好的成效。例如,在聖經裡我們讀到,許多國家領袖和其他人推行可喜的改革。在他們的努力下,人民靈性復甦,社會復興,得到上帝的悅納。(列王紀下22:3-20;歷代志下33:14-17;尼希米記8,9章)近代的改革強調人民基本的自由、公民權、人權,在保護下層社會的少數民族和受迫害的人、捍衛他們的利益上,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然而,人們一旦著手改革,結果往往出乎意料。20世紀的一個政府官員約翰·加德納指出:「改革者對改革的後果往往估計不準,這是歷史的一個諷刺。」讓我們來看看一些例子。

80年代早期開始,歐洲共同體最早發起農業改革,目標是要恢復草地和荒野的自然環境。在德國和意大利,新的農業政策使30多萬公頃的耕地變為草地。儘管用意良好,卻暗藏風險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說:「在這些地區提高生態價值的初衷是好的,但是『保留地』的措施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,導致人們放棄傳統的農業系統,採用不恰當的方式造林。」

談到扶貧濟困,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表示:「想通過機構改革扶貧濟困,面臨一個 很棘手的問題。機構往往都是為了權貴的利益而設立和運作的。……『大人物』都是按自己的利益操縱當地的機構。

另一個例子是女權運動。女權運動改變了西方社會婦女的生活,為婦女爭取到選舉權、高等教育機會和就業發展機會。然而,就連婦女解放運動的支持者也承認,女權運動解決了一些問題,但也使另一些問題惡化。作家蘇珊·范斯科約問道:「指望婦女在工作上平等而在個人生活上卻沒有任何補償,我們是改善了婦女的境況?還是其實害她們陷入人間地獄?」

勞而無功的改革

一些改革者受到譴責,為了改革而改革。研究學校改革的弗德烈克·埃斯這樣描述他所謂的勞而無功的改革:「到處都在改革,結果卻令人沮喪,原因就在於改革本身的特性。改革應當解決問題,但這些改革卻使人轉移目標,所以問題非但沒有解決,反而惡化。」他又說:「每有新的當權者上台,都想改革。這樣,每幾年就重複一次這個過程。」

改革也可能改變方向,最後變得面目全非,甚至有害。德國的生活方式改革運動,助長了優生學理論的發展。這種理論研究怎樣通過挑選基因優異的兩性來改良人種。激進分子濫用了這門知識,支持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鬥爭,為他們製造超等人種。

有時,甚至熱心擁護改革的人也對改革的結果大失所望。聯合國秘書長科菲·安南嘆道:「我認為最叫人沮喪的是,我們大家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、該做什麼,但我們卻往往無能為力。秘書長領導的秘書處有時受命糾正某一事態,但是所需的資源卻跟不上。有時,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件,我們想喚起世人的良知,但由於過去的經歷給人們留下陰影,沒有人願意行動起來。」

 改革者不能期望贏得大眾的歡心,因為他們要叫別人關注他們所作的事,往往會干擾另一些人的生活。《時代報》引述研究改革者的專家、現代史教授于爾根·羅伊勒克的話,他說:「改革者一向是社會大眾的肉中刺。」此外,儘管大多數的改革者都循規蹈矩,遠離暴力,但有一些人因改革的進程緩慢而失去耐性。在這種情況下,改革者可能會訴諸暴力,以身試法。

 近年來,大規模的改革有沒有在總體上使人生活得更稱心滿意呢?看來沒有。就拿德國來說,民意調查表明,在過去35年間,生活滿意度基本維持不變。宗教又如何呢?宗教改革是否吸引了更多信徒?信徒是否比以往更滿意了呢?不,證據表明,西方世界越來越世俗化,人們對傳統宗教越來越冷淡。

耶穌基督是改革家嗎?

一些人聲稱,耶穌基督就是個改革家。這是真的嗎?既然上帝的真正敬拜者要緊緊跟隨耶穌的腳蹤,弄清這個問題的真相,對他們就非常重要。(彼得前書2:21

毫無疑問,耶穌確能推行改革。他是個完美的人,本可以領導一場廣泛而徹底的改革。然而,基督沒有發動一場運動,清除世上的貪官污吏或爾虞我詐的商人。儘管耶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可謂令人髮指,他也沒有帶頭上街遊行,抗議不公平。有時候,耶穌甚至「沒有枕頭的地方」,但他也沒有糾集群眾給政府施壓,以解決他們無家可歸的苦況。有人為金錢憂慮,他闡明:「你們身邊常有窮人」。在世界紛爭中,他保持中立。(馬太福音8:20;20:28;26:11;路加福音12:13,14;約翰福音6:14,15;18:36

當然,耶穌對貧窮、腐敗、不公等現象,並非無動於衷。事實上,聖經說耶穌非常關注人類的種種苦況。(馬可福音1:40,41;6:33,34;8:1,2;路加福音7:13)耶穌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解決方法,但不是一場簡單的改革,而是要徹底改變人類各項事務的管理方式。只有造物主耶和華上帝設立的天上王國,在耶穌基督的統領下,才能實現這樣的改變。下篇文章將討論這件事。

[第6頁的精選語句]

「改革者對改革的後果往往估計不準,這是歷史的一個諷刺。」——約翰·加德納

[第7頁的精選語句]

「我認為最叫人沮喪的是,我們大家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、該做什麼,但我們卻往往無能為力。」——聯合國秘書長科菲·安南

[第8,9頁的附欄或圖片]

我冒生命危險保護環境」

漢斯做了48年的船員,其中有35年擔任船長之職。航海生涯的最後幾年,他在環保組織的一艘船上做船長。他解釋說:

「我一向認為,人類應當尊重環境,尊重大自然。所以,當我有機會在環保組織的船上擔任船長時,我立即接受了這份工作。我們的工作是把威脅環境的事件曝光。我們策劃了一場海上運動,為將事情公之於世,還邀請了新聞媒體前來採訪。我們駛向公海,準備採取行動,阻止向海洋傾倒放射性垃圾及有害物質的行為。在另一次行動中,我們試圖阻止屠殺海豹和幼豹。

「做這工作要有勇氣。我是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環境的。在一次抗議行動中,我的手被錨卡住,人被拽到海底。另一次,我乘橡皮快艇與一艘大船並行。有人向橡皮艇扔重金屬桶子,害得小艇翻個底朝天。我受了重傷。」

漢斯最後意識到,儘管環保組織有良好的願望,就算他冒著生命的危險,也不能對環保起到長久的作用。(傳道書1:9)他離開環保組織後不久,就跟耶和華見證人學習聖經,並受浸成為耶和華見證人。今天他是個全時傳道員。「聖經幫助我認識到,惟一能夠徹底保護環境的,只有上帝的彌賽亞王國。」

[第9頁的附欄或圖片]

她為改革而戰

薩拉(化名)在60年代中期生於亞洲。她年輕時,國家發生了一場變革,新的政權上台,許諾推行政治和社會改革。剛開始時,人民都很高興有所改變。但還不到一年,新政府就開始迫害反對者,和舊政府如出一轍。人們大失所望,薩拉加入了與新政府對抗的組織。她說:

「我們的組織召開會議,並公開抗議。我正在首都的大街上張貼海報、散發傳單時,被民兵抓住。最後,他們把我放了。組織裡的其他人就沒那麼僥倖了。我的兩個女同伴被逮捕、處決了。我的生命受到威脅,所以父親催我出國。」

到了歐洲後,薩拉學習聖經,受浸成為耶和華見證人。今天,她是個全時的傳道員。回顧過去,她說:

「當時我只是一心尋求公義,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。我看到新政府開始時的確是朝著這個目標的。但後來變得極端,忘記了初衷,還開始迫害民眾。我意識到,跟政府對抗的組織也不能解決國家的難題。(詩篇146:3,4)現在我知道,只有上帝的彌賽亞王國才能解決全人類的難題。」

[第7頁的圖片]

柏林圍牆於1989年倒下

[第8頁的圖片]

宗教改革是否吸引了更多信徒?

[第5頁的圖片鳴謝]

右上:U.S. Information Agency photo

[第7頁的圖片鳴謝]

科菲·安南:UN/DPI photo by Evan Schneider (Feb97); 背景:WHO/OXF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