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駛往植物學灣

駛往植物學灣

 駛往植物學灣

澳大利亞《儆醒!》撰稿員撰

「這本書是我在路上拾到的。」年輕的約布為自己辯護。這個臉上長滿雀斑的19歲青年,在倫敦一條街道上涉嫌偷了一本書被捕。這本書值多少錢?80美仙!可是,這個小夥子的辯詞並沒有打動法官,他更被判放逐七年。

在地球的另一邊,即現在加拿大的魁北克,一個名叫弗朗索瓦-莫里斯·勒帕耶的紳士,由於參與一場反英國政府的武裝起義,失敗被捕,判處死刑。但法庭後來決定用另一個方法懲治他。

這兩個年輕人的共通點除了違反英國法律外,他們後來都上了一艘駛往澳大利亞的囚船。他們被驅逐到當地一個叫做植物學灣的新流放地去。

澳大利亞的囚犯生活是怎樣的呢?有多少人被放逐到那裡?為什麼這兩個年輕人會被放逐到這麼遙遠的地方呢?

為何要放逐到澳大利亞?

1718年,英國政府鑑於國內的囚犯數目日增,於是決定把一些囚犯逐出國境。到了1770年,英國每年大約把一千個犯人運走。他們通常被運到英國的殖民地馬里蘭和弗吉尼亞。1783年,英國在北美的革命戰爭中失利,失去了這些殖民地,於是犯人再不能放逐到這些地方,但當時這些地方已經收容了五萬多名囚犯。

於是,英國揀選了位於地球另一方,一塊未經開發的土地作為流放地。十三年前(1770年),海軍軍官詹姆斯·庫克,已把這個地方的東岸地圖繪製出來,這地後來也歸英國所有。約瑟夫·班克斯是這次旅程的探險家,他認為這塊土地是個「理想」地方,用來收容被大英帝國視為不受歡迎的人。因此,1787年5月,由11艘小船組成的艦隊開始2萬6000公里的旅程,前往這個稱為植物學灣的地方。在接著的 80年,到1868年為止,共有15萬8829名囚犯被放逐到澳大利亞。

大規模的遠洋航行

1833年,年輕的約布和同船的300人也抵達傑克遜港的悉尼灣。雖然這個殖民地稱為植物學灣,但實際刻有這個名字的陸標位置,卻位於後來建立殖民地南面數公里外的地方。

對一些囚犯來說,這個航程本身已經像酷刑一樣。以下是弗朗索瓦·勒帕耶的日記節錄,讓我們看看他們在海上的生活是怎麼回事:「1840年,『水牛號』經過南非的好望角,我們正在船艙裡受盡折磨。在黑漆漆的船艙裡,我們必需遵守所有嚴格的規定。此外,船裡蝨子橫行,悶熱不堪,加上飢火中燒,真令人吃不消。」

但諷刺的是,這些囚船的衛生情況和安全紀錄,在當時的航海世界裡已經算數一數二。由於英國政府對放逐的囚犯實行了特別的措施,所以從1788年至1868年,乘船的囚犯的總死亡率不及百分之1.8。相反,從1712年到1777年,奴隸船的乘客當中,有百分之3至36的奴隸在未抵達目的地前就葬身大海。甚至乘船從歐洲移居美國的乘客死亡率,也比囚船的高得多!

大雜燴

被放逐的罪犯生還機會高的其中一個理由是,他們大都十分年輕。弗朗索瓦雖然只有三十多歲,但在眾多放逐的犯人當中已算年長。他們的年齡通常只有16至25歲,有些甚至只有11歲。男罪犯和女罪犯的比例超過6比1。

大部分放逐的罪犯都來自英國。半數以上是英格蘭人,三分之一來自愛爾蘭,來自蘇格蘭的也有數千人。有些人就像弗朗索瓦一樣,來自現在的加拿大、印度、馬來西亞、斯里蘭卡,甚至細小的馬耳他島,通通離大英帝國很遠。

這些非自願移民大都有一技旁身。有些是屠夫,有的懂得製造鍋爐,有的懂得鑄造銅器。也有木匠、廚師、造帽者、裁縫和織工。根據官方的紀錄,罪犯來自一千多個行業,反映典型英國勞動階層的多樣化。

被放逐的人看來比仍在家鄉的工人階級受過更多教育。四分之三來到新南威爾士州的罪犯都懂得閱讀和寫字。可是,當時英國卻只有百分之50的國民能夠簽署結婚證書。

犯了綁架、謀殺和叛亂罪的人,都可以免費乘船到植物學灣去。除了以上的罪行外,只要一個人經營的娛樂場所在星期日營業、偷了別人的手帕或僅是跟別人討論聖經,都可以合資格,免費到南半球去。

新大陸的生活

很多人認為早期放逐到澳大利亞的囚犯必定會受到虐打、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。不錯,一些囚犯也有這樣的遭遇,但很多罪犯後來的生活卻比在故鄉的好得多。

後來制度改變了,罪犯不但可以為移民或政府官員做事,甚至可以自給自足。所以他們在刑期內的工作,不再是大夥兒被鐵鏈扣在一起築路。他們可以做回自己的本行,甚至學一門手藝。例如,約布就為一個家財萬貫,但十分仁慈的地主工作,他在位於悉尼市郊的農場學習當飼養員。

囚犯每星期必需工作五天半,或56小時。這樣的工作時間明顯比英國一般工人的工作時間短,因為英國工人每天都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此外,囚犯如果加班也可以要求另計工資。他們更可以在下班後做些小生意,如把剪下來的草賣作飼料等。

 雖然獄長可隨意用鞭子對付囚犯,但一項研究顯示,在新南威爾士州,百分之66的囚犯都沒有受過鞭打,或只在刑期內被鞭打一次。所以,他們受的鞭打跟那些受紀律處分的英國陸軍,或海軍隊員差不了多少。

不但這樣,他們刑滿後更會獲得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,所以一些囚犯甚至很渴望被放逐。1835年,聲名狼藉的倫敦紐蓋特監獄的獄長科普,論到那些受到流放處分的犯人說:「20個犯人當中,19個都樂意被放逐。」另一個監獄的獄長論到他的犯人說:「100個犯人當中,99個都很想被放逐。」

黑暗的一面

那些繼續犯法的人卻落得悲慘的下場。一份報告指出:「放逐並不是簡單的懲罰而已,而是牽涉到一連串的刑罰,包括各種各樣的折磨。」其中一種刑罰是踏車刑。弗朗索瓦這樣形容踏車刑說:「犯人要驅動一部磨穀機。十八個男犯人要不斷輪流踏上輪子,靠他們的重量使輪子和磨穀機轉動。通常犯人的腳腕上都已套上一副腳鐐,但他們接受踏車刑時不但要套上三四副腳鐐,更被迫以正常速度踩踏車。要是他們緩慢下來就會受到鞭打。」

當女囚犯行為惡劣時,就要在頸上扣上鐵環。這種刑具是一個頸環,頸環有兩個凸出物,每個至少有一英尺長。當局認為只有這個笨重的怪東西才能使女囚犯守紀律。

一些懲教所經過特別設計,專門用來囚禁重判的囚犯,方便對他們施以酷刑,塔斯馬尼亞霍巴特東部的阿瑟港,就有這樣的懲教所。一份官方的報告充分顯示這些監獄的懲罰有多嚴峻:「一些犯人……寧願死也不想繼續被監禁,於是故意犯更嚴重的罪,令自己被判死刑。」

對一些放逐的囚犯來說,令他們最痛苦的反而是跟家人分離。弗朗索瓦寫道:「親愛的家人,我很愛你們。放逐叫我跟你們和所有親愛的人天各一方,我要放逐到幾時呢?哦,溫柔的妻子、還沒有感受過無微不至的父愛的孩子們,跟你們分離是多麼的痛苦啊!親愛的家人,我常常振作精神,衷心向上天懇求,希望上帝把縛在我身上的枷鎖折斷,令我的放逐生涯從此告一段落,讓我返回可愛的家鄉,成全我的心願。」

囚犯貢獻良多

1837年,總督伯克說:「勤奮又有才幹的移民在囚犯的協助下,使新南威爾士州在短短的五十年內,從一片荒地,變成一個發展蓬勃、欣欣向榮的殖民地。」當時三分之二的男性勞工,都是囚犯或曾經是囚犯,他們幫助其餘的移民完成發展這個城市的使命。放逐到澳大利亞的囚犯當中,百分之90都自願或由於某些理由而扎根落戶。

年輕的約布就像他們一樣成為澳大利亞的永久居民。他重獲自由後結了婚,於是留下來定居,後來更成為數百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居民的祖先。另一方面,弗朗索瓦是少數能夠在獲釋後重返家鄉,跟親人團聚的人。

現在的澳大利亞仍然繼續迅速發展,從早期到現在只過了三代人,這個「發展蓬勃、欣欣向榮的殖民地」,已成為一個融合多種文化的國家。今天,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自願從亞洲、加拿大、歐洲,和英國到澳大利亞旅遊,甚至申請成為澳大利亞居民。他們抵達後會發現,在囚犯多年前開墾的土地上,已建滿高樓大廈。現代化的大型公路也沿著早期由囚犯開闢的路而興建。多年前,囚犯乘船往植物學灣是迫於無奈的,但現在,即使在澳大利亞繁忙的街道上,仍有不少古老的石造建築物,見證著這些先驅所付出的辛勞。

[第20頁的地圖或圖片]

(排版後的式樣,見出版物)

植物學灣

[圖片]

詹姆斯·庫克

約瑟夫·班克斯

[鳴謝]

Cook: Painting by John Weber/Dictionary of American Portraits/Dover; Banks: Dickinson, W. Portrait of Sir Joseph Banks when Mr. Banks. Rex Nan Kivell Collection; NK10667. By permiss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; bay scene: Fittler, James. Sydney, New South Wales, with entrance into Port Jackson. By permiss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

 [第23頁的圖片]

(上圖)悉尼市中心商業區,從這個一度稱為植物學灣的流放地開始發展

[第23頁的圖片]

悉尼市醫院的舊址,由早期的囚犯興建,現在是澳大利亞國家錢幣博物館

[鳴謝]

Image Library,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

[第23頁的圖片]

海德公園區營房,由囚犯設計及建築

[鳴謝]

Hyde Park Barracks Museum (1817). Historic Houses Trust of New South Wales, Sydney, Australia

[第23頁的圖片]

大北公路——這條公路長264公里,由囚犯用人手依石山而建,連接悉尼至紐卡斯爾附近的亨特瓦利,是澳大利亞土木工程學上的一大創舉

[鳴謝]

Managed by the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, N.S.W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