跳到内容

跳到目录

表现海外传道精神带来丰厚的奖赏

表现海外传道精神带来丰厚的奖赏

 人物生平

表现海外传道精神带来丰厚的奖赏

汤姆·库克自述

突然,砰砰的枪声划破了午后的宁静。子弹嗖的飞过我们花园的树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很快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场政变,乌干达已经由军官阿明执掌政权了。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。

我和妻子安娜本来居住在和平得多的英国,为什么会搬到这个政局不稳、危机四伏的非洲国家呢?我想可能是我天生有点喜欢冒险,但主要是因为父母很热心宣扬王国,他们的好榜样激励我立志到海外服务。

我还记得1946年8月那个炎热的日子,当时我的父母第一次遇到耶和华见证人。父母站在大门口,跟两个访客交谈了很长时间。这两个访客是弗雷泽·布拉德伯里和玛米·施里夫,他们来访过好多次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,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
父母的勇敢榜样

我的父母参加了许多社会团体的活动。例如,他们学习圣经之前不久,我们的家张贴着邱吉尔的海报。战后大选期间,我们的家又用作该区保守党委员会聚集的地方。父母也在教会和社区里认识了不少知名人士。可想而知,当亲戚知道我们将要 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时,他们是多么震动。即使那时我只有九岁,也能感受到他们那份惊异之情!

我们所认识的见证人都勇敢无畏、全心为上帝服务。我的父母大受鼓励,也很积极参与传道。不久,父亲在我们所住的斯蓬顿村里的一个大型购物区,用扩音器向公众人士发表演讲,而我们这些孩子就站在显眼的地方,手里高举着《守望台》和《警醒!》杂志。每当同学走近我时,我都巴不得地上有个洞,让我钻进去就好了。

父母的榜样鼓励了我的姐姐德芬,她开始了先驱服务。1955年,她在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,接着奉派到日本做海外传道员。 *可是,我的妹妹佐薇却停止了事奉耶和华。

这其间,我完成了插图设计和平面设计的课程。那段日子里,我们同学之间讨论到军事服役这个严肃问题。我告诉他们,我凭良心拒绝军事服役,他们都认为我在开玩笑。这个话题给我打开了机会,跟一些同学作过许多次的圣经讨论。不久,我由于拒绝军事服役,被判处监禁12个月。跟我就读于同一所艺术学院的学生安娜,对圣经的信息产生了兴趣,她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。现在请听听她讲述认识真理的经过吧。

安娜认识真理的故事

“我的家庭没有宗教信仰,我也没有在任何宗教组织里受浸。但是我对宗教却感到好奇,也喜欢跟着朋友上任何一所教堂。后来,我在大学里听到汤姆和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,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圣经。他们的讨论生动活泼,引起了我对圣经的兴趣。由于拒绝军事服役,汤姆和其他见证人被关进监里,我知道了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汤姆在监狱时,我继续跟他通信,而我对圣经的兴趣也日益加深。后来,我搬到了伦敦继续我的学业,并同意跟梅莉尔·阿尔布雷克学习圣经。梅莉尔曾在爱沙尼亚做过海外传道员,她和她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短短几个星期内,我就开始参加聚会,并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外分发《守望台》和《警醒!》杂志。

“我参加伦敦南部萨瑟克会众的聚会。会众的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国家,当中许多人都并不富裕。虽然我是个新人,但是他们对我就像家人一样。会众所弥漫的爱,使我确信我所学的都是真理,于是我在1960年受浸。”

环境改变,目标不变

我和安娜在1960年底结婚,我们都有志投身海外传道服务。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,情况就改变了。女儿萨拉 出生之后,我和安娜仍旧渴望扩大服务,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国家服务。我发信到许多国家申请工作,最后,我在1966年5月收到一封来自乌干达教育部的信,信中说会聘用我。正当这个时候,安娜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有些人不禁疑虑,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还打算出国是否明智。我们就去跟医生商量,他说:“如果你们打算走,就必须在太太怀孕七个月之前乘飞机。”于是,我们马上动身前往乌干达。正因为这样,我们的父母在二女儿蕾切尔两岁之后才能见到她。现在,我们也做了祖父母,很明白和感激亲爱的父母所表现的牺牲精神。

1966年,我们抵达乌干达,感到既惊又喜。下了飞机,我们马上被周围的色彩所触动。热带地方真是色彩缤纷!我们在乌干达的第一个家靠近伊甘加小镇,这个小镇距离尼罗河源头的金贾镇有50公里远的路程。离我们家最近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在金贾的一个偏远小组。海外传道员吉尔伯特·沃尔特斯和妻子琼,还有斯蒂芬·哈迪和妻子芭芭拉照料这个小组。我申请迁到金贾工作,这样我就能给予这个小组更大的协助。于是蕾切尔出生后不久,我们就搬到金贾。在那里,我们跟这小群忠心的见证人一起服务,十分喜乐。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乌干达的第二群会众。

家在他乡

我和安娜都觉得,对我们的家庭来说,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这里了。我们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外传道员并肩工作,并且有幸协助一个新成立的会众茁壮成长,实在是很大的快乐。我们很爱乌干达的弟兄姊妹,他们常常探访我们的家,是很好的友伴。斯坦利·马库巴和妻子艾辛阿拉给了我们特别大的鼓励。

但是,我们的访客不仅限于弟兄们,还有各种各样奇趣的野生动物呢。河马会在晚上从尼罗河里出来,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家的门口散步。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次,一条6米长的大蟒蛇竟光临我们的花园。我们也不时到野生动物保护区观赏动物,在那里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可以自由地漫步。

传道的时候,我们很引人注目,因为当地人从没见过婴儿车。我们逐户传道时,总是 有一大群孩子跟着我们。人们用尊重的目光打量着我们,然后摸一摸我们白嘟嘟的婴孩。在这里传道真的很开心,因为人人都很友善。我们很容易跟人开始圣经研究,所以我们想这里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接受真理的。然而,有些人觉得,要弃绝不符合圣经的传统习俗,倒有一定的困难。尽管如此,仍旧有不少人采纳了圣经的崇高道德标准,会众的人数不断增加。1968年,我们在金贾举行了第一次的分区大会,是神治扩展的一个里程碑。我们的一些圣经学生在尼罗河里受浸,这留给我们很宝贵的回忆。但是我们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。

在禁令下表现信心、谨慎行事

政变那天,我们正在自己的花园里喝茶,开头描述的那一幕就发生了。金贾顿时闹得天翻地覆。在随后的两年里,阿明政府把国内所有亚洲人都驱逐出境。大部分外国人都决定离开乌干达,学校和医院几乎完全瘫痪。接着,政府发布了清晰的命令,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。教育部顾及到我和家人的安全,就把我们搬到首都坎帕拉。这次搬家有两方面的好处。第一,在坎帕拉,由于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们,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活动自由。第二,那边的会众和传道地区也需要更多人手,所以我们搬到那里是再好不过了。

布赖恩·华莱士和妻子马莉恩的情况跟我们类似,他们也有两个孩子。同样,他们决定留在乌干达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,他们在坎帕拉会众跟我们共同进退,使我们大受鼓舞。以往我们曾经读过一些经历,有关其他国家的弟兄们怎样在禁令下勇往向前,现在这些经历对我们特别有意思,给予我们特别大的鼓励。我们化整为零,以小组形式聚会。此外,每月一次,我们都会在恩德培植物园举行较大的集会,并且装作参加社交活动。我们的女儿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。

我们传道的时候步步为营。由于白人探访乌干达的家庭很惹人注目,我们就到 商店、公寓和一些大学校园里做传道。我在商店传道时会用这样的方法:我向店主买一些我明知已没有的物品,例如糖和米。如果店主对国内所发生的事表示难过,我就会把话题引到王国的信息上。这个方法十分有效。有时候,我离开商店时,不仅找到感兴趣的人,还买到少量紧缺的物品呢。

这其间,暴乱越来越严重。由于乌干达和英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,政府当局不再签发新的工作证给我。到了1974年,我们只好向弟兄们挥泪告别,结束了在乌干达的八年生活。然而,我们海外传道的精神并未因此减退。

前往新几内亚

1975年1月,我把握时机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,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服务。我们在这个太平洋地区,日子过得非常愉快。弟兄的交谊、传道的喜乐,都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。

提起巴布亚新几内亚,我的家人就会想起圣经戏剧,因为我们的生活总离不开这件事。每一年,我们都要排练区域大会的戏剧,真是乐趣无穷!我们有幸跟许多有属灵思想的家庭交往,女儿们因此得到良好的薰陶。大女儿萨拉跟一个特别先驱雷·史密斯结了婚,在伊里安查亚省(即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岛)边境附近做特别先驱。他们住在小村落里,房子是茅草搭成的。萨拉说这个工作岗位给她很好的训练。

环境再度改变

岁月流逝,我的父母年纪大了,需要更多的照顾。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返回英国,反而乐意搬来跟我们同住。这样,我们在1983年全家搬到了澳大利亚。父母也曾前往日本,跟我的姐姐德芬生活了一些日子。父母去世以后,我和安娜决定加入正规先驱的行列。这为我们打开一个意想不到的服务机会,对我来说,也可说是个艰巨的任务。

我们刚开始做先驱,就受到邀请从事分区工作。我从小就把分区监督的探访看成大事,现在,我却要担负起这个重任了。我在上帝的组织里曾担任过不同的工作,但在当时,我觉得分区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,幸而耶和华不时伸出援手,给予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帮助。

1990年,海外特访监督西奥多·杰拉斯弟兄探访澳大利亚。我们问他,如果我们现在申请到海外服务,会不会太老了。他说:“到所罗门群岛服务怎么样?”这样,五十多岁的我和安娜,就踏上第一个正式被委派的海外传道地区了。

 快乐之岛

所罗门群岛又名快乐之岛。过去十年,我们在这里服务,也确实非常快乐。我以分区监督身份探访会众时,我和安娜结识了许多温和仁慈的弟兄姊妹。他们慷慨好客,实在令我们难忘。此外,他们人人都非常耐心地听我用所罗门群岛皮钦语来解释我想说的话。这种语言很可能是世上其中一种词汇最少的语言。

我们到达所罗门群岛之后不久,反对者企图阻止我们使用自己的大会堂。圣公会控告耶和华见证人,声称我们在霍尼亚拉新建的大会堂侵占了他们的土地。政府也支持他们,于是我们上诉到最高法院。这次上诉事关重要,因为裁判结果会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拆除这所有1200个座位的新大会堂。

法庭用了整个星期去审理这宗案件。审讯期间,控方律师态度傲慢,咄咄逼人。我们的律师,来自新西兰的沃伦·卡思卡特弟兄,词锋凌厉,把对方的指控逐一击破。到了星期五,这场法庭活剧已被广传开去,法庭上挤满了教会要人、政府官员和我们的基督徒弟兄。我还记得法庭的日程通告中出现了这样的错误:“所罗门群岛政府和美拉尼西亚教会对耶和华”。这场官司我们赢了。

然而,快乐之岛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我和安娜再一次遇上军事政变,骚乱和暴力四起。种族暴乱触发内战。2000年6月5日,政府被推翻,首都落入军人手中。有好几个星期,无家可归的人都来到我们的大会堂里避难。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自敌对的种族,却像个大家庭一般,很融洽地在同一个大会堂里生活。这种情形,叫当局惊讶不已。的确,弟兄们作了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!

耶和华见证人的中立立场也得到军人的尊重。因此,我们把握这个优势,游说一个军官允许我们运送圣经书刊和物资到敌方控制的地区,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一小群弟兄,他们跟我们失去联络已有好几个月。当我们终于找着这些弟兄时,大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了!

感恩不尽

回顾一生,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事要感激耶和华。身为父母,看到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,雷和约翰,都忠贞地事奉耶和华,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快慰。我们能够从事海外传道工作,也全赖他们的支持。

过去12年,我和安娜有幸在所罗门群岛分部服务。那段日子里,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的传道员数目增加了一倍,达到1800多人。最近,我又获得另外一个殊荣,就是到纽约帕特森参加为分部委员会成员设立的训练班。的确,由于表现海外传道精神,我们一生多姿多彩,享有数之不尽的福分。

[脚注]

^ 10段 请参看《守望台》1977年7月15日刊,“我们并不拖延”一文。

[第23页的图片]

我们的婚礼,1960年

[第24页的图片]

在乌干达,马库巴夫妇给我们家庭很大的鼓励

[第24页的图片]

萨拉正走进邻人的小茅屋里

[第25页的图片]

我用图画教导所罗门群岛的人

[第25页的图片]

跟所罗门群岛一个偏远会众见面

[第26页的图片]

今天我们一家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