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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

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

 人物生平

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

理查德·亚伯拉罕森自述

诗篇71:17说:“上帝啊,我自幼就蒙你教导,至今我仍不断讲论你奇妙的作为。”这番话对我意义重大,现在让我来细说因由。

我妈妈叫范妮·亚伯拉罕森。 她在1924年认识了圣经研究者(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),那时我才一岁。妈妈一学到圣经真理,就跑去告诉邻人。她也教导哥哥、姊姊和我学习圣经。我还没识字,已能背诵许多谈及上帝王国的经文。

美国俄勒冈州的拉格兰德镇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,镇上的圣经研究者小组,成员只有几个妇女和一些孩子。虽然我们跟其他小组相距很远,负责探访各小组的弟兄每年都探访我们一两次。这些弟兄除了发表激励人心的圣经演讲之外,还跟我们一起挨家逐户向人传道。他们也很关心我们小孩子。这些亲爱的弟兄包括希尔德·图詹、吉恩·奥雷尔和约翰·布夫。

1931年,圣经研究者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举行大会,采纳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。当时我们的小组没有人能出席这个大会。但所有未能出席哥伦布大会的会众(当时叫连)和偏远的小组, 都可以各自在八月聚集起来,通过决议采纳这个新名字。 我们在拉格兰德镇的小组也采纳了这个决议。1933年,耶和华见证人分发《危机》小册,这是我头一次默记传道介绍词,单独挨家逐户向人传道。

20世纪30年代,我们的工作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反对。为了抵消这股阻力,弟兄把几个连编成一个分队,这样既方便举行小规模的大会,也方便执行每年一两次的特别传道任务(当时叫分队运动)。在这些大会里,弟兄指导我们怎样传道,并示范一旦受到警察干预,怎样应对才是适当得体。耶和华见证人经常遭警方盘问,或被拉上法庭,为了帮助我们应付这些情势,我们根据一份叫审判程序的指引练习怎样回答反对的人。

学习圣经的初期

我越赏识学到的圣经知识,就越珍视圣经提出的希望:在上帝王国治下的地上乐园里享永生。在那些日子,如果一个人怀着希望到天上去跟基督一同统治,组织才会大力鼓励他受浸。(启示录5:10;14:1,3)不过,弟兄告诉我,要是我立定心意遵行耶和华的旨意,受浸是再适当不过的。于是我在1933年8月受了浸。

我12岁那一年,老师认为我在公开演说方面做得不错,于是游说妈妈让我接受更多训练。妈妈觉得,这种演说训练也许能帮助我扩大对耶和华的服务,所以愿替老师洗熨衣服一年,作为我的学费。这个训练对我执行传道职务确实大有帮助。14岁的时候,我患了风湿热,有一年多时间不能上学去。

1939年,一位全时传道员来到我们这里,他叫沃伦·韩素尔。 *在属灵方面,他是老大哥,经常带着我整天在外面传道。不久,沃伦鼓励我参加短暂的全时传道工作,当时叫假期先驱。那年夏天,我们的小组成为一个连。沃伦是我们的连务仆人,我被委任作《守望台》研究班主持人。后来沃伦奉派到纽约布鲁克林耶和华见证人总部服务,我就作了连务仆人。

全时传道

作连务仆人要肩负较大的责任,但却强化了我加入全时服务的决心。我完成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后,就开始全时传道工作,当时我17岁。虽然爸爸对宗教的看法跟我们不同,但是他很顾家,而且道德高尚。他希望我上大学,不过他也说过,只要我 有能力自立,能够自食其力,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于是,1940年9月1日,我正式投入先驱工作。

我离家之前,  妈妈要我读出箴言3:5,6:“你要全心信赖耶和华,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留意他,他必修直你的路。”时刻仰赖耶和华确使我一生得益不浅。

不久,我跟乔·哈特和他妻子玛格丽特一起在华盛顿州中北部传道。这是个多样化的地区,既有牧牛场、牧羊场,也有美洲印第安人聚居地,还有许多小市镇和小村庄。1941年春季,我被委任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作连务仆人。

有一次,我们在华盛顿州沃拉沃拉举行大会,我负责招待、欢迎进入会场的人。我看见一个年轻弟兄无法启动音响系统,于是建议跟他调换工作岗位,由他招待与会者,我负责照料音响。可是区域仆人艾伯特·霍夫曼回来时,发现我离开岗位,就笑着告诉我,紧守工作岗位是很重要的,除非另有安排,否则不该擅自离开岗位。从那时起,我把这个劝告紧记在心。

1941年8月,耶和华见证人计划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大会。哈特夫妇在自己的小型货运汽车后面加一个篷儿,然后放了一些木凳子。我们九个先驱就坐这辆货车到圣路易去。全程要走2400公里,来回需时两个星期。在大会里,警察估计出席人数高达11万5000,但实际出席人数可能没有那么多。当时美国只有6万5000名耶和华见证人,因此出席大会的人数肯定高出这个数目。这个大会确在属灵方面振奋人心,叫人鼓舞。

到伯特利服务

回到韦纳奇之后,我收到总部来信, 吩咐我到布鲁克林伯特利报到。1941年10月27日,我抵达布鲁克林的伯特利。弟兄把我带到当时的工厂监督内森·诺尔的办公室。诺尔弟兄仁慈地向我说明伯特利的运作,并强调想在伯特利快快乐乐地生活,就得时刻跟耶和华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之后,我被派到装运部工作,负责把准备付运的书一箱一箱地捆起来。

约瑟夫·卢述福弟兄一直督导全球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。1942年1月8日,卢述福弟兄逝世。五天后,董事会的成员推选了诺尔弟兄作社长。守望台社的司库秘书范安伯 向伯特利家庭宣布这个消息说:“我仍然记得罗素死后,卢述福继任社长。主指引他,工作进展迅速。我深信在内森·诺尔社长领导下,工作会继续扩展,因为这是主的工作,不是人的工作。”

1942年2月,组织宣布设立一个传道高级课程,帮助伯特利成员改善考查、组织和发表圣经资料的能力。由于我少年时候受过公开演说的训练,所以进步特别快。

不久,我被派到传道部服务,这个部门照料美国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工作。该年稍后,组织决定重新安排弟兄探访耶和华见证人各群会众,后来这些探访会众的弟兄叫做弟兄的仆人,今天称为分区监督。1942年夏天,伯特利安排了一个训练班,培训弟兄探访会众,我也有机会接受训练。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位导师诺尔弟兄的话:“不要取悦人,因为取悦人的,到头来谁也不讨好。要取悦耶和华,这样你就能取悦所有爱戴耶和华的人。”

探访会众的工作在1942年10月落实。伯特利派出弟兄在某些周末探访纽约市400公里内的会众。这些弟兄除了查阅会众的传道记录和聚会人数,还会跟照料会众的弟兄开会,向会众发表一两个演讲,并跟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一起传道。

1944年,传道部派出一些弟兄探访特拉华州、马里兰州、宾夕法尼亚州、弗吉尼亚州各群会众,为期六个月。我是这些弟兄当中的一个。我用了几个月探访康涅狄格州、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的会众。回到伯特利后,有些时间我在诺尔弟兄和他的秘书米尔顿·韩素尔弟兄的办公室工作,所以有机会知道世界各地的传道情况。有些时间我也在司库办公室工作,跟范安伯弟兄和他的助手格兰特·苏特弟兄共事。1946年,我被委任作伯特利不同部门的监督。

重大转变

1945年,我探访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会众时,结识了朱莉亚·查瑞斯卡斯。1947年中,我们考虑结婚。我热爱在伯特利服务,可惜当时没有安排让打算结婚的伯特利成员继续在伯特利服务。因此1948年1月,我离开伯特利,跟朱莉亚结为夫妇。我在普罗维登斯一家超级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间较短的差事,就和朱莉亚一起做先驱。

1949年9月,我奉派在威斯康星州西北部从事分区探访。对朱莉亚和我来说,这是很大的转变。威斯康星州西北部大部分是小市镇和郊区牧场。这里的冬天又长又冷,气温连续几星期徘徊在摄氏零下20度以下,而且大雪纷飞。我们没有汽车,但每次总有弟兄姊妹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下一群要探访的会众去。

我的分区探访工作开始不久,当地就举行了一个分区大会。我记得当时自己很认真地检视各部门的运作,务求大小事情都照料妥当。有些弟兄因此紧张起来。区域监督尼古拉斯·科瓦拉克仁慈地告诉我,当地弟兄习惯了自己的做事方式,我不用过度留意细节。这个忠告对我日后处理其他任务都大有帮助。

 1950年,我们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大会。我接获一个临时任务,就是安排大会代表的住宿。从开始到结束,这个大会都叫人大感振奋。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67个国家,最高出席人数是12万3707。大会结束后,我和朱莉亚继续探访各群会众。我们很喜欢分区探访工作。可是,我们觉得仍可以多做一点。因此每年,我们都填表申请加入伯特利,又申请接受海外传道工作训练。1952年,我们获邀参加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0届训练班,受训成为海外传道员。

在海外服务

我们在1953年毕业,被派到英国南部从事区域探访工作。我们从探访工作得到很大喜乐,但很意外地,不到一年被调派到丹麦去。丹麦分部急需弟兄负起督导职责。既然我在不远的英国,而且曾在布鲁克林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,组织就派我到丹麦去。我们坐船到荷兰,然后再坐火车到丹麦的哥本哈根。1954年8月9日,我们抵达丹麦。

在丹麦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难题是,有几个负督导职责的弟兄不肯听从布鲁克林总部的指引。此外,当地四个丹麦语翻译员中有三个离开了伯特利,后来还停止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。但耶和华垂听了我们 的祷告。约恩·拉森和妻子安娜都是先驱,做过一点翻译,能够扩大服务,全时参与这件工作。因此我们的杂志得以继续译成丹麦语,而且没有一期脱刊。目前,拉森夫妇仍在丹麦分部服务,约恩是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。

在那些日子,诺尔弟兄不时探访分部,使我们大受鼓励。诺尔弟兄拨出时间跟我们交谈, 又讲述一些经历,让我们看出可以怎样处理某些难题。他在1955年探访丹麦后,组织批准分部兴建一栋新大楼,附设印刷厂,印制丹麦语杂志。我们在哥本哈根以北的郊区找到一块地。到了1957年的夏天,我们搬进一座新盖成的大楼。哈里·约翰逊和妻子卡琳是基列学校第26届毕业生,刚抵达丹麦不久,就帮忙安装印刷机,并使这些机器投入生产。

我们改进了在丹麦举行大规模大会的组织安排。我以往在美国筹办大会的经验,现在可大派用场了。1961年,我们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大会,代表来自30个国家。最高出席人数是3万3513。1969年,我们举行了斯堪的纳维亚最大型的大会,最高出席人数是4万2073!

1963年,我应邀参加基列学校第38届训练班。这是个重新编定的课程,是特别为了训练分部人员而设,为期十个月。能够跟布鲁克林的伯特利家庭重聚,并跟资深的弟兄学习,是多大的乐事。

训练课程完毕,我回到丹麦去,继续照料分部的工作。此外,我有殊荣作海外特访监督,探访北欧和西欧的分部办事处,鼓励分部成员,帮助他们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。最近,我也到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海外特访工作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丹麦的弟兄着手寻找地点兴建较大的设施,以容纳不断扩充的翻译和印刷部门。他们在哥本哈根以西60公里找到一块适合的土地。我也跟其他弟兄一起筹划和设计这个新设施。我们夫妇渴望跟伯特利家庭一起搬进这个新的家。可惜,事情发展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。

回到布鲁克林

1980年11月,我和朱莉亚获邀到布鲁克林服务。1981年1月,我们抵达布鲁克林的伯特利时已经年近60。我们多年来跟丹麦的弟兄姊妹亲密共事,在这个国家几乎度过了半生,一旦要离开,实在感到依依不舍。但我们没有老是想着丹麦,反之把精神专注于手头的工作,全力适应新的工作岗位。

我们在布鲁克林安顿下来。朱莉亚被派到会计部,所做的工作跟在丹麦分部一样。我则被派到写作部,协助编制出版程序和时限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,在布鲁克林 的机制运作正处于交替阶段。我们从使用打字机和热排版转为电脑排版和平版印刷。我对电脑一窍不通,对组织程序和人事管理倒有点认识。

不久,我们转为彩色印刷,并使用彩色插图和图片。之后,总部看出有必要加强美术部的组织管理。对于美术,我是门外汉,但可以协助组织方面的工作。因此,我有机会作了美术部的监督九年。

1992年,我被派到中央长老团辖下的出版委员会工作,后来又调派到司库办事处服务。在司库办事处,我继续处理耶和华见证人的财务事宜。

自年轻日子就事奉耶和华

我自年轻日子就尽心事奉耶和华。在过去70年,耶和华运用圣经和组织里乐于助人的弟兄耐心教导我。我从事全时服务逾63年,有55年以上是跟爱妻朱莉亚一起服务。我充分体验到耶和华的丰盛赏赐。

1940年,我加入先驱工作时,爸爸取笑我的决定说:“德儿,现在你离开我们去做这份工作,不要以为日后可以跑回来倚靠我。”这么多年来,耶和华慷慨地供给我的一切需要。有些时候,帮助来自基督徒同工,所以我从来都不用爸爸接济。后来,爸爸也赏识我们的工作,而且愿意学习圣经。爸爸在1972年逝世,之前已在属灵方面有若干进步。妈妈怀有属天希望,她一直忠心事奉耶和华,直至1985年去世为止,当时她已102岁。

虽然从事全时服务期间也有难题发生,我和朱莉亚却从没想过离开工作岗位。耶和华也时刻扶持我们,坚定我们的决心。在父母年事日高需要帮助时,我的姊姊维多利亚·马琳主动照顾他们。我们很感激她。要不是得到她的帮助,我们就无法继续全时服务了。

无论我被派执行什么任务,朱莉亚总是全力支持我,而且把这件事看作履行献身给耶和华的义务。现在即使我已80岁,正面对若干健康难题,我仍感受到耶和华所赐的厚福。诗篇执笔者的话给我很大鼓舞,他宣告自己自幼就蒙耶和华教导,然后恳求上帝说:“上帝啊,即使我年老发白,求你也不要离开我,好等我向下一代人讲论你臂膀的力量,向后世的所有人传扬你的大能。”(诗篇71:17,18

[脚注]

^ 12段 沃伦是米尔顿·韩素尔弟兄的哥哥。米尔顿·韩素尔是耶和华见证人中央长老团的资深成员。

[第20页的图片]

1940年,我开始先驱工作时跟妈妈合摄

[第21页的图片]

跟先驱同伴乔·哈特和他妻子玛格丽特合摄

[第23页的图片]

我和朱莉亚在1948年1月的结婚照

[第23页的图片]

1953年,跟基列同学合摄。左起:唐·沃德和他妻子弗吉尼亚、海特勒伊达·斯特赫恩哈、朱莉亚和我

[第23页的图片]

1961年,跟弗德烈克·法兰兹和内森·诺尔在丹麦的哥本哈根

[第25页的图片]

我跟朱莉亚的近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