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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和华吸引谦卑的人

耶和华吸引谦卑的人

 人物生平

耶和华吸引谦卑的人

越野姊妹口述

1949年,二次大战结束的几年后,我在神户市替一个家庭打工。一天,一个身材高大、态度友善的外国人上门探访。他是第一个从海外到日本传道的耶和华见证人。他的来访,使我有机会受圣经真理所吸引。现在先说说我的背景吧。

1926年,我在冈山县北部一个小村子里出生。家中有八个孩子,我是老五。父亲信奉神道教,虔信村里神社的神祇。我们孩子很喜欢庆祝全年各种各色的宗教节庆,跟家人欢聚一堂。

长大以后,我开始想到许多人生问题,令我最疑惑的问题是跟死亡有关的。按我们的习俗,人必须在家里辞世,家里的孩子就要守候在他床边。祖母和未满周岁的弟弟去世时,我非常伤心。每当想到爸妈最后也会死亡,我就会郁郁不乐起来。难道人生除了生老病死,就没有其他意义吗?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。

1937年,我仍是个小六学生。那一年,中日战争爆发了,许多男人被征召到中国打仗。学童送别父兄的时候,高呼“天皇万岁!”日本人深信祖国一定会打胜仗,因为他们认为天皇是神的化身,日本是神圣的国家。

 过了不久,前线开始传来死讯。人们失去至亲,悲痛欲绝。国民的仇恨越来越强烈,听见敌军伤亡惨重,他们就拍手称快。可是我却这样想:敌国的人民知道所爱的人死去,必定会像我们一样伤痛。我小学毕业时,战事已经深入中国腹地。

遇上一个外国人

我们家以务农为生,一向生活清贫,可是父亲准许我继续读书,只要不用花钱就行了。于是,在1941年,我前往约100公里外的冈山市,入读一所女子学校。这所学校旨在培育女孩子成为贤妻良母。学校还安排学生到市内的富有人家寄居,学习料理家务。我们早上在这些富人家里工作,边做边学,下午就回到学校上课。

开学礼结束后,穿着和服的老师就把我带到一座大宅。不知怎的,那家的太太却不肯用我。老师就说:“我们去神田太太的家,好不好?”她带我来到一座洋房,一个身材高大、满头银发的太太出来应门。她不是日本人!我吓了一跳。她是我平生看见的第一个西方人。老师介绍过我之后,就匆匆离开了。我拖着行李包,战战兢兢地进了房子。后来,我才知道神田太太是美国人,丈夫是日本人,曾在美国留学;还知道神田太太是在商科学校教授英语的。

第二天早上,忙碌的生活就开始了。神田太太的丈夫患了癫痫症,我要帮忙照顾他。我完全不懂英语,起初有点担心。神田太太用日语对我说话使我舒了一口气。我日复一日地听到他们俩用英语交谈,慢慢也听惯了。我很喜欢这个家庭的和谐气氛。

见到神田太太那么悉心照料患病的丈夫,我很是感动。神田先生喜爱阅读圣经。后来,我得知神田夫妇在二手书店买了一本日语版的《上帝的历代计划》,而且几年来一直在订阅英语《守望台》。

我自小在信奉神道教的家庭长大,对耶稣基督十分陌生。一天,有人送了一本圣经给我。平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圣经,当然十分高兴。我常在往返学校途中读圣经,可是看不明白。没想到,这本圣经仅是个开始,接着发生的事最后竟使我认识圣经真理,而我那些有关生命与死亡的疑问,也一一获得解答。

坏消息接二连三

两年的学习生活眨一下眼就结束,我要向神田夫妇告别了。离开学校后,我加入了一个女子志愿部队,协助缝制海军军服。随后,美国B-29型轰炸机开始发动空袭。 1945年8月6日,美军在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。几天后,我收到电报,知道母亲病重垂危,就搭了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家。一下火车,见到一个亲戚,他告诉我母亲已经在8月11日死了。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的事,终于发生:母亲再也不会对我说话,再也不能向我微笑了。

8月15日,日本战败已成定局。不过短短十天,我就要面对三件痛苦的事:美军投下原子弹;母亲死去;日本战败。但起码不会再听见有人在战争中死亡了,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我离开了军服工厂,心里头空荡荡的回到乡下老家。

真理吸引了我

出乎意料地,一天我竟然收到神田太太从冈山寄来的信。她说准备开办一所英语学校,问我能不能到她那里帮忙料理家务。我有点拿不定主意,但还是答应了她。几年后,我跟神田夫妇一起迁居神户。

1949年初夏,一位个子高大、态度和善的先生探访神田夫妇。唐纳德·哈斯利特专程从东京来到神户,物色房子做海外传道员之家。他是第一个奉派到日本的耶和华见证人海外传道员。他找到了房子。1949年11月,几个海外传道员抵达神户。一天,五个海外传道员来探访神田夫妇,其中包括劳埃德·巴雷和珀西·伊斯洛。两人分别用英语向房子里的人说了约莫10分钟的话。那些海外传道员称呼神田太太为“姊妹”。看来这次交往给神田太太很大鼓励,自此,我决心学习英语。

海外传道员孜孜不倦地教导我明白基本的圣经真理。从孩提时代就使我大惑不解的问题,我都找到了答案。圣经指出,人有希望永远在地上的乐园里生活,并应许“所有在纪念墓里的人”都会复活。(约翰福音5:28,29;启示录21:1,4)我很感激耶和华,因为他牺牲爱子耶稣基督作为赎价,我们才有永生的希望。

传道的乐趣

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1日,耶和华见证人首次在日本举行大会,地点是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,我跟神田太太一起出席。那里是一座大宅,以前属于一个纳粹党员。从大宅望出去,濑户内海和淡路岛的景色一览无遗。那时我对圣经认识很肤浅,根本听不明白大会的内容。但是海外传道员跟日本人相处融洽、无分彼此的情景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大会的公众演讲共有101人出席。

此后不久,我决定参加传道工作。由于生性害羞,我要鼓起勇气才能挨家逐户传道。一天早上,劳埃德·巴雷弟兄到神田姊妹家来带我去传道。他就从神田太太家旁边的房子开始逐户探访。我几乎完全躲在他身后,听他跟住户说话。第二次,我跟另外两个海外传道员一起传道。一个年迈的日本妇人请我们进去,她听我们说话,又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牛奶。她接受了一个家庭圣经讨论,最后更受浸成为基督徒。见到她不断进步,我也受到鼓舞。

1951年4月,布鲁克林总部的内森·诺尔弟兄首次到访日本。他在东京神田的共立讲堂发表公众演讲,大约有七百人出席。 与会者听到发行日语版的《守望台》时,都很雀跃。次月,诺尔弟兄到神户探访。那里举行了一个特别聚会,我就在那个聚会里受浸,象征献身给耶和华。

约莫一年后,有人鼓励我参与全时传道工作。那时候日本只有很少先驱传道员。我心想:当了先驱传道员以后,我怎样维持自己的生活呢?我还有机会结婚吗?不过,后来我看出应该把事奉耶和华视为最重要的事,于是在1952年成为先驱传道员。欣幸的是,做先驱传道员期间,神田姊妹聘用我兼职为她工作。

大约就在那个时候,我哥哥举家从台湾迁返家乡;我本以为他已战死沙场了。我的家人从没有表示过对基督教有兴趣,可是我仍怀着先驱的热忱,经常把我们的杂志和小册寄给他们。后来, 哥哥因为工作关系,全家迁到神户来。我问嫂嫂有没有看过那些杂志。料不到她竟然说:“那些杂志挺有意思的。”她开始跟一个海外传道员学习圣经。我的妹妹跟他们住在一起,也加入这个圣经讨论。一段时间后,妹妹和嫂嫂都受浸成为基督徒。

令人难忘的国际弟兄团体

过了不久,我收到一封信,邀请我成为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2届学员,真是难以置信!深濑勉弟兄和我是首批获邀请到基列受训的日本传道员。1953年,我们有机会在开课前出席在纽约杨基运动场举行的“新世界社会”大会。见到耶和华的子民不但来自世界各地,彼此间更情如手足,我不禁大受感动。

出席大会的日本代表大都是海外传道员,他们打算在大会第五天穿和服。由于我托运的和服不能及时运到,于是我向诺尔姊妹借了一件和服来穿。节目进行期间竟然开始下雨,我很担心,怕会把和服弄湿。就在那时候,有人在后面轻轻把雨衣披在我身上。身旁的姊妹问我:“你知道他是谁吗?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央长老团成员弗德烈克·法兰兹弟兄。耶和华的组织真是温情洋溢!

基列学校第22届训练班的确具有国际规模。这届有120个学生,来自37个国家。大家语言不通,可是我们仍然充分体验到这个国际团体的弟兄温情。我在1954年2月里的一个下雪天毕业,并获派返回日本。同届毕业的瑞典姊妹英厄·勃兰特跟我结伴,在名古屋从事海外传道工作。有几个因战乱从韩国来到日本的海外传道员,已经在名古屋住下来。于是我们加入他们的 海外传道员之家。那几年的海外传道生活,对我来说,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时光。

夫妇同心事奉上帝

1957年9月,我获邀到东京的伯特利服务。日本分部办事处设于一幢两层高的木房子里。分部只有四个成员,包括分部监督巴雷弟兄,其余的都是海外传道员。我的工作是翻译和校对,还有清洁、洗衣、做饭等等,等等。

日本的传道工作不断扩展,越来越多弟兄获邀到伯特利服务。其中一个是越野惇次,他成了我所属会众的监督。我们在1966年结为夫妇。婚后,惇次被委派从事分区工作。能够探访不同的会众,结识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,是一件很喜乐的事。探访会众期间,我需要在住宿的地方做分部委派的翻译工作。前往不同地方的时候,我们不但要带行李箱和其他行李,还要带上沉甸甸的词典。

我们从事了四年多的分区工作,见到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。分部首先迁到沼津,约十年后再迁到海老名,即现在分部设施的所在地。多年来,我和惇次在伯特利喜乐地服务,现在更与六百多个伯特利成员并肩工作。2002年5月,伯特利的好友为我庆祝全时服务50周年纪念。

目见增长,满心喜乐

回想1950年我开始事奉耶和华的时候,日本只有很少传道员。可是现在日本已经有21万多王国宣扬者。的确,许多绵羊般的人都像我一样,受到耶和华的吸引而认识真理。

1949年,到神田姊妹家探访的四位海外传道员,还有神田姊妹、当助理仆人的哥哥和做了大约15年先驱的嫂嫂,全都已经离世,而且一直保持忠心。我死去的父母又怎样?我从小就害怕父母死去,但圣经里关于复活的应许,使我得着安慰,充满希望。(使徒行传24:15

回顾过去,我觉得我在1941年遇上神田姊妹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如果那时候我没有遇上她,或者在战后没有答应再次为她工作,我很可能会在我们那个偏远村子的农场里定居下来。那么,我就不会在早期遇上任何海外传道员了。耶和华透过神田姊妹和早期的海外传道员吸引我认识真理,我多么的感激他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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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神田姊妹和她的丈夫合照。左边前面的是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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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,与日本的海外传道员合照,摄于杨基运动场。最左边的是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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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丈夫惇次,于伯特利留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