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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事奉上帝

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事奉上帝

 人物生平

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事奉上帝

唐·伦德尔自述

1927年,妈妈不幸逝世,当时我仅5岁。她那坚强的信心,却对我一生产生莫大的影响。这怎么可能呢?

爸爸和妈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结为夫妇,那时爸爸是个军人,妈妈是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信徒。大战在1914年爆发。妈妈听到牧师在教堂里怂恿教友当兵,感到不满,就向牧师问个究竟。牧师却这样回答说:“别理会,回家吧,这是教会的事。”但妈妈不满的情绪没有就这样压下来。

1917年,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,《创世影剧》公映,妈妈有机会看过,就深信自己已经找到真理。她立即脱离教会,开始参加圣经研究者的聚会。圣经研究者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。当时我们住在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西科克村,妈妈就到邻近的约维尔镇参加聚会。

妈妈很快就跟三个妹妹谈及自己所学的真理。约维尔会众的年长弟兄姊妹曾对我忆述,当年妈妈和美莉姨姨怎样骑着自行车,走遍广阔的乡间地区,满怀热忱地向人分发《圣经的研讨》。但令人痛心的是,妈妈后来患上肺结核,当时这种病不能治愈。妈妈从此一病不起,18个月后,就悄然谢世了。

自我牺牲的好榜样

那时候,美莉姨姨跟我们一起住。妈妈病倒后,美莉姨姨悉心护理她,同时照顾我和姐姐。姐姐叫做琼,那时只有7岁。妈妈去世后,美莉姨姨立即向爸爸表示愿意照顾我们姐弟二人。爸爸难得有人愿意帮他一 把,于是很乐意让美莉姨姨长期跟我们一起住,好照顾我们。

随着时间过去,我们越来越深爱美莉姨姨。我们多么高兴她留下来照顾我们。但为什么她决定这样做呢?许多年后,美莉姨姨才告诉我们,既然妈妈已经撒下真理的种子,她觉得有责任要帮助我们,使真理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萌芽生长。她深知爸爸对宗教没有丝毫的兴趣,他一定不会教导我和琼认识圣经真理。

后来我们获悉,美莉姨姨也作了一个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决定。她想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,于是决定终生不嫁。她作了多么伟大的牺牲!美莉姨姨养育我和琼的恩德,我们一辈子都感激不尽。她循循善诱、以身作则,我们着实没齿难忘。

重大决定

我和琼在圣公会开办的乡村学校念书,学校提供一些宗教课程,美莉姨姨向女校长表明,我们决不参加。于是,每当同学排队上教堂时,我们就回家去;每当牧师到学校教宗教课时,我们就坐在一边背诵经文。这些经文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,叫我一生受用不尽。

我在14岁那年辍学,之后在一家制干酪的工厂做了4年学徒。我也学会了弹琴。听音乐和跳社交舞成了我的嗜好。虽然我已经相信圣经的真理,却迟迟不愿采取行动。1940年3月的一天,一个年长的姊妹叫我陪同她到斯温登参加大会。斯温登市离我们的家约有110公里。耶和华见证人在英国的分部主管艾伯特·史劳德讲了大会的公众演讲。这个大会成了我一生的转捩点。

这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。我暗自思忖,难道我让自己一生白白度过吗?我决定到约维尔的王国聚会所去。第一次参加聚会时,会众首次引进街头见证工作。我的圣经知识虽然有限,却自告奋勇,参加这个工作。我的所谓“朋友”路过街头见到我,感到十分诧异,竟然讥嘲我。

1940年6月,我在布里斯托尔市受浸。不到一个月,我成了正规先驱,参与全时的传道工作。不久之后,姐姐也受了浸,表明自己已献身给上帝,这叫我雀跃不已!

战乱时期全时传道
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,我接到通知,要向军方报到。早些时候,我已经在约维尔向政府登记,表明自己基于良心的缘故,拒绝参加军事服务。所以,我要上布里斯托尔的法庭受审。那时,我在格洛斯特郡的辛德福德做先驱,同伴是约翰·温。 *然后,我们一起到威尔士的哈弗福德韦斯特和卡马森继续全时传道。后来,在卡马森受审时,我被判罚款25英镑,还要关在斯旺西监狱3个月。在那个年头,25英镑一点也不少。由于 我付不出罚款,结果被判入狱多3个月。

第三次审讯时,有人问道:“你岂不知道圣经说,‘凯撒之物要还给凯撒’?”我就回答说,“当然知道,但我很想指出,这节经文的下半部说:‘上帝之物要还给上帝。’现在我就是听从圣经这个吩咐而行”。(马太福音22:21)数星期后,我收到一封信,获悉自己已得到豁免,不用参与军事服务。

1945年初,我获邀到伦敦的伯特利服务。翌年冬天,负责组织全球传道工作的内森·诺尔弟兄探访伦敦,他的秘书米尔顿·韩素尔弟兄也伴随他来。英国八个年轻弟兄有幸获得邀请,到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,成为第八届学生,我是其中一个。

到海外传道

1946年5月23日,我们乘坐一艘大战期间建造的“自由号”邮轮,从科尼什的福伊港口启航。福伊的港务长名叫柯林斯,是个耶和华见证人。邮轮驶离码头的时候,他响起汽笛,声音响彻空中。英格兰的海岸线渐渐在眼前消失,不用说,这时大家的心情,不免百感交集。这次旅程极其艰辛,我们在狂风大浪中横渡大西洋,13天后终于安全抵达美国。

1946年8月4至11日,“喜乐的万民”圣经大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行。能够参加这个长达8天的国际大会叫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当时共有8万人出席大会,其中的302人来自其他32个国家。在这个大会里,《警醒!》 *杂志和研经读物《“以上帝为真实”》首次面世,听众无不热烈鼓掌。

1947年,我们从基列学校毕业。我和比尔·科普森奉派到埃及传道。但在离开纽约之前,布鲁克林伯特利的理查德·亚伯拉罕森训练我做办公室的工作,使我得益不浅。我们的船在亚历山大泊岸。抵达埃及后,我很快就适应了中东的生活方式。可是,学习阿拉伯语却殊不容易。此外,我还要熟习运用四种语言的见证卡。

比尔·科普森在埃及传道了七年。可是,我在埃及一年后,当局拒绝再发签证给我。于是我惟有到别国传道。回顾以往,那一年的海外传道工作,确实是我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年。我有幸每星期跟20多人研读圣经。他们当中有些人接受了真理,至今仍然活跃地赞美耶和华。我告别埃及,接着奉派到塞浦路斯去。

塞浦路斯和以色列

我开始学习希腊语,同时也要渐渐熟悉当地的方言。不久之后,安东尼·赛迪里斯被调派到希腊去,于是督导塞浦路斯的传道 工作就成了我的新任务。那时候,以色列的传道工作也由塞浦路斯分部办事处负责照管。所以,我偶尔有机会到该国探访那里为数不多的见证人。

第一次踏访以色列的时候,我们在海法一家餐馆里举行圣经“大会”,约有五六十人出席。我们把与会者按照他们的种族分开,大会节目以6种语言举行。有一次,我能够在耶路撒冷放映一出由耶和华见证人制作的影片,并且有机会发表公众演讲,这个演讲获得当地英语报章的好评。

当时塞浦路斯约有100个见证人,他们要为自己的信仰竭力奋斗。暴民在希腊正教会的教士率领下,前来干扰我们的大会。在乡村传道时,我首次尝到遭人掷石头的滋味。但我学懂一见情势不妙,就立即溜走。正当我们饱受迫害之际,许多海外传道员陆续给派到塞浦路斯,这叫我们的信心大为增强。丹尼斯·马修斯和妻子梅维斯,连同琼·赫利和贝丽尔·海伍德来到法马古斯塔,跟我一起传道。此外,汤姆·古尔登和妻子玛丽,还有尼娜·康斯坦蒂到了利马索尔去。尼娜是个塞浦路斯人,却在伦敦出生。与此同时,比尔·科普森也被调派到塞浦路斯,伯特·韦西和妻子贝丽尔也跟着来到,和比尔一起传道。

适应重重改变

1957年底,我病倒了,不能继续在海外传道。虽然我心里很不愿意,但我知道惟有返回英国,才有机会康复。回到英国后,我继续全时传道,直至1960年。姐姐和姐夫欣然接待我,让我跟他们一起住。可是,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变。琼开始觉得不少事情都应付不来。我在海外传道的17年间,琼除了要照顾丈夫和小女儿之外,还要悉心看顾爸爸和美莉姨姨。这时,美莉姨姨年纪老迈,体弱多病。想起当年,她为了我们甘愿牺牲自己,毫无疑问,现在我要仿效她的好榜样。所以我决定留下来,帮助琼照顾美莉姨姨和爸爸,直至他们逝世。

他们逝世后,我大可继续留在英国,安顿下来。但我休息一会儿后,觉得有义务要回去塞浦路斯传道。耶和华的组织岂不是用了大量金钱训练我吗?于是在1972年,我自掏腰包付了旅费,返回塞浦路斯再次投入先驱工作。

内森·诺尔弟兄来到塞浦路斯,筹办翌年举行的区域大会。他知道我已经回来,就委派我做分区监督,探访岛上的弟兄姊妹。有四年时间,我有幸担任这个职责。我觉得身负重任,力有不逮,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要说希腊语。

战乱时期

我和一个说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保罗·安德烈乌一起住在卡拉库米的村落。我们的 家在塞浦路斯岛的北岸,毗邻凯里尼亚的东面。那时分部办事处位于尼科西亚,在凯里尼亚山的南部。1974年7月初,塞浦路斯发生了政变,军官想推翻总统马卡里奥斯。当时我在尼科西亚,亲眼看见总统府着火焚烧。在局势稍为平静,可以上路时,我赶快回去凯里尼亚。我们在那里正筹备分区大会。两天后,我听到一声爆炸巨响,第一枚炸弹落在凯里尼亚港口。我举头看见无数的直升机,载着入侵的土耳其军兵,在上空飞过。

由于我是英国人,土耳其士兵把我送到尼科西亚的市郊。在那里,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盘问我,他们也向分部办事处查询我的身份。我接着要做的事极其困难,叫我胆战心惊。我要徒步穿越一片死寂的无人地带,四周只有一堆堆乱糟糟的电话线和电缆,到达另一边后,只见到房屋被人弃置,街道空寂无人。虽然身陷困境,我庆幸仍然能够跟耶和华保持沟通!向耶和华恒切祷告,有助我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中撑下去。

我失去了所有财物,但能够返回分部办事处和弟兄姊妹一起,令我感到十分安全。可惜情势很快又起变化。不消几天,入侵部队已经占领塞浦路斯岛三分之一的北部地区。我们要立即离开伯特利,搬到利马索尔去。在那里,我很高兴和一群弟兄并肩工作,照顾300个受战祸殃及的弟兄。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失去家园。

东迁西徙

1981年1月,中央长老团邀请我搬到希腊去,加入雅典的伯特利家庭。但到年底时,我奉派回去塞浦路斯,做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。安德烈亚斯·康托约奥吉斯和妻子玛罗是塞浦路斯人,从伦敦派来。他们帮了我很多忙,有助我坚强起来。——歌罗西书4:11

1984年,西奥多·杰拉斯到塞浦路斯作海外特访。在探访接近尾声的时候,我接到中央长老团的来信,信上仅写着:“杰拉斯弟兄探访完毕后,请陪同他到希腊去。”信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。但当我们抵达希腊后,分部委员会的各成员从中央长老团的另一封来信得知,我已获委任做希腊分部委员会的统筹者。

这时希腊国内发生了许多叛道的事,不少人更指控我们违反希腊法例,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。耶和华的子民每天都遭人逮捕,被带上法庭受审。能够认识这些在百般考验下仍然保持忠贞的弟兄姊妹,着实是莫大的荣幸!后来,有些案件交由欧洲人权法院审理, 见证人获得的有利判决,对希腊的传道工作产生良好的影响。 *

我在希腊的时候,有机会参加在雅典、塞萨洛尼基、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举行的圣经大会。这些大会都叫我毕生难忘。在这四年内,我日子过得很惬意,工作也富于成果。可是,我的生活很快又起了改变。1988年,我返回塞浦路斯。

塞浦路斯——再次回到希腊

我离开塞浦路斯后,当地的弟兄在尼苏村购置了新物业,把它改建为分部办事处,这地方离尼科西亚只有几公里。耶和华见证人在布鲁克林总部的弟兄派了凯里·巴伯,来到塞浦路斯发表呈献礼的演讲。岛上的情况大多已回复正常。我很高兴能再次回来,但料不到这次自己不会逗留太久。

中央长老团同意在希腊兴建新的伯特利,新址离雅典以北只有数公里。由于我能够说英语,而且也精通希腊语,所以中央长老团邀请我回去希腊。于是在1990年,我重返希腊,参与兴建新分部的工程,为一大群国际建筑仆人充当口译。许多希腊的弟兄姊妹甘愿义务工作,好协助那些国际建筑工人。我还记得在夏天时,我每天清晨6时就到达建筑工地,欢迎前来工作的希腊弟兄姊妹。当时我感到多么雀跃!他们的喜乐、他们的热诚,我会牢记在心。

希腊正教会教士和他们的支持者试图闯入工地,干扰我们的工作。但耶和华垂听我们的祷告,并且保护我们。我参与这项建筑计划,直至工程竣工为止。1991年4月13日,我还参加了伯特利成员之家的呈献典礼。

照顾亲爱的姐姐

翌年,我回到英国度假,在姐姐和姐夫的家暂住。令我难过的是,在我逗留期间,姐夫两次心脏病发作,最后不幸死去。我在海外传道的这么多年来,琼一直大力支持我。她差不多每星期都写信给我,鼓励我、安慰我。对海外传道员来说,有人愿意跟自己保持这么亲密的联系,是莫大的福分!现在琼痛失爱夫,而且体弱多病,她这时又最需要人关怀照顾。我应该怎样做呢?

琼的女儿特尔玛和丈夫要照顾会众里一个忠心的寡妇。她是我们的表亲,患了绝症。我三番五次向耶和华祷告后,就决定留下来照顾琼。我要作出改变适应新生活,可真不容易。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彭米尔会众做长老。彭米尔是约维尔两群会众中的其中一群。

在海外跟我一起共事的弟兄经常跟我保持联络,他们不是跟我通电话,就是写信给我。这使我万分高兴,感激不已。我知道只要我说想回去希腊或塞浦路斯,机票就会立即送到家里来。现在我已经80岁了,健康大不如前,视力也渐渐衰退。我不能像往日一样做许多事,我有时感到泄气。但在伯特利工作多年,我培养了一些好习惯,至今仍然受用不尽。举例说,每天吃早餐前,我一定先阅读当日经文。我也掌握了做成功的海外传道员的秘诀,就是懂得怎样爱人和怎样与人相处。

我用了60多年的岁月赞美耶和华,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,我深知全时传道工作能给人最好的保护,也是人所能接受的最佳教育。大卫向耶和华所说的话,在我心里产生共鸣,他说:“我遭难的日子,你成了我的高垒,成了我逃难之处。”——诗篇59:16

[脚注]

^ 18段 《守望台》1997年9月1日刊25-28页,刊载了约翰·温的生平故事“我的心满怀感激”。

^ 23段 旧称是《安慰》。

^ 41段 请参阅以下的文章:《守望台》1998年12月1日刊20-21页;1993年9月1日刊27-31页;《警醒!》1998年1月8日刊21-22页;1997年3月22日刊14-15页

[第24页的地图]

(排版后的式样,见出版物)

希腊

雅典

塞浦路斯

尼科西亚

凯里尼亚

法马古斯塔

利马索尔

[第21页的图片]

妈妈摄于1915年

[第22页的图片]

1946年,我(左起第四人)和基列学校第八届的同学,在布鲁克林伯特利的房顶上

[第23页的图片]

第一次返回英国,跟美莉姨姨合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