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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好伙伴

我们是好伙伴

 人物生平

我们是好伙伴

梅尔巴·巴雷自述

1999年7月2日,我和丈夫出席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大型聚会,情形跟我们婚后57年来所参加的无数大会没有什么分别。那个星期五,劳埃德在夏威夷的区务大会发表当天最后的演讲。突然,他不支倒地。虽然用尽方法抢救,最后他还是死去。 *

夏威夷的弟兄姊妹陪伴着我,使我得以应付痛失夫婿的悲伤,他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!像世界各地许多人一样,他们当中许多人曾有机会跟劳埃德来往,而且深爱他。

劳埃德去世已差不多两年了,在这两年期间,我时常回首大家共度的宝贵岁月,包括多年在海外传道地区的工作,以及在纽约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世界总部的服务。我也回顾自己早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生活,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跟劳埃德为了结婚而面对的难题。不过,让我先告诉你,我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和在1939年邂逅劳埃德的经过。

我成为见证人的经过

詹姆斯·琼斯和妻子亨莉埃塔是我的双亲;他们是仁爱的父母,对子女关怀备至。1932年,我完成了学校的课程,当时我才14岁。那时世界正经历经济大萧条。我还有两个妹妹,于是我开始做工帮补家庭的开支。不到几年,我已经有一份薪酬优厚 的工作,负责管理几个年轻的女职员。

在这个时候(1935年),妈妈从耶和华见证人接受了一些圣经书籍,不久,她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。我们以为她快要疯了。可是有一天,我看见一本题名为《死者在哪里?》的册子,它的题目引起了我的好奇心,于是悄悄地读这本册子。册子的内容把我的看法完全改变过来!我随即跟妈妈一起参加周中一个称为模范研究的聚会。聚会使用一本称为《模范研究》的册子,它合共三册,其中含有问题、答案和支持答案的经文。

大约在这个时候(1938年4月),耶和华见证人世界总部的代表约瑟夫·卢述福探访悉尼。我参加的第一个公众聚会,就是他所发表的公众演讲。这个聚会本来打算在悉尼大会堂举行,但反对者迫使当局撤销承诺,不准我们使用会场,于是演讲改在面积更大的悉尼运动场举行。敌人的反对引起了广泛的报道,结果约莫有一万人出席这个聚会。这个数目实在令人惊讶,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只有1,300个耶和华见证人。

不久之后,我开始参加外勤传道工作,之前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。我们一组人抵达传道地区时,带队的弟兄对我说:“你做那户人家吧。”我紧张得不得了,女住户应门时,我竟然问她:“请问现在是几点钟?”她走进房子里,看了时间之后出来告诉我。我就告辞回到汽车里去。

可是我没有就此放弃,不久之后,我经常向人传讲王国信息。(马太福音24:14)1939年3月,我在邻居多萝茜·哈钦斯的浴缸里受浸,象征自己把生命呈献给耶和华。因为缺乏弟兄,我受浸不久就奉派照料一些通常由弟兄负起的会众职责。

一般来说,我们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,但不时也会租个礼堂来举行公众演讲。一个年轻、英俊的弟兄从伯特利(分社)来我们的会众发表演讲。当时我不知道,原来他来还有另一个目的,就是想结识我。我跟劳埃德就是这样认识的了。

跟劳埃德的家人会面

不久,我渴望全时为耶和华服务。可是,我申请成为先驱(参加全时传道工作)时,社方却问我是否愿意在伯特利服务。因此在1939年9月,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,我加入了当时位于悉尼郊区斯特拉斯菲尔德的伯特利之家,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。

1939年12月,我前往新西兰参加大会。新西兰是劳埃德的家乡,他也回去参加这个大会。我们坐同一艘船,所以大家有机会多点认识。在惠灵顿的大会,劳埃德安排我跟他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见面,稍后大家又在克赖斯特彻奇他们的老家相聚。

工作受禁

1941年1月18日星期六,联邦政府官员坐着大约六辆黑色轿式客车抵达分社办事处,准备没收我们的物业。当时我的工作地方就在伯特利入口的小卫房里,所以最 先看见他们。不过,我们在大约十八个小时之前,已接获见证人受禁的消息,因此,弟兄已把差不多全部书刊、档案从分社运走。接着的星期,五个伯特利家庭成员,包括劳埃德在内,都被关进监里。

我知道监里弟兄最急需的是灵粮。为了鼓励劳埃德,我写“情书”给他。我给他的信是用一般情书的口吻开始,然后我把整本《守望台》的所有文章都抄下来,最后以他的心上人署名。四个半月之后,劳埃德获得释放。

结为夫妇,继续服务

1940年,劳埃德的妈妈来澳大利亚,劳埃德告诉她我们打算结婚。她劝他不要结婚,因为事物制度的末日看来已十分迫近。(马太福音24:3-14)他也把这个打算告诉几个好朋友,但每一次他们都劝他打消结婚的念头。最后,1942年2月,劳埃德带着我和两对答应严守秘密的见证人夫妇,悄悄来到婚姻注册处,于是我们结了婚。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澳大利亚还没有获准主持婚礼。

婚后社方不批准我们留在伯特利服务,但问我们是否愿意做特别先驱。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新工作岗位,到沃加沃加镇服务。当时我们的传道工作仍然受到禁制,我们又没有任何经济资助,所以确实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。——诗篇55:22

我们骑前后座的自行车到郊外,遇到一些态度不错的人,跟他们谈了很久。可是,愿意接受圣经研究安排的人并不多。但有一个店主非常赏识我们的工作,每星期都免费供应我们水果和蔬菜。我们在 沃加沃加镇六个月之后,社方邀请我们返回伯特利服务。

1942年5月,伯特利家庭撤出斯特拉斯菲尔德的办事处,搬进私人的住宅里。为了避免引起当局注意,每隔大约两个星期,他们就从一家搬到另一家去。劳埃德和我在8月回到伯特利时,我们在其中一个地点跟分社的弟兄会合。白天,我们在一个地下印刷厂工作。1943年6月,我们的工作终于解禁。

为海外服务作妥准备

1947年4月,我们接到初步申请表,到美国纽约南兰星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。其间,社方派我们在澳大利亚探访各会众,强化弟兄们的灵性。过了几个月,我们接获邀请到第11届基列学校受训。我们有三个星期可以打点各事,收拾行李。1947年12月,我们告别亲友,跟其他15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同学一起,启程到纽约去。

在基列学校的几个月转瞬即逝,毕业之后,我们被派到日本做海外传道员。我们等候办理日本入境证件之际,劳埃德再次被任命作耶和华见证人的周游监督。我们探访的会众范围从洛杉矶直到墨西哥的边境。我们没有汽车,每周见证人都仁爱地把我们从一群会众送到另一群会众。这个面积广大的环目前有三个英语和三个西班牙语的,每个区大约由十个环组成!

意想不到地,我们在1949年10月登上一艘由军舰改装的轮船前往日本。船的一头拨给男乘客,另一头则用来安置妇孺。我们抵达横滨的前一天遇着台风。显然,台风把云翳吹走了,所以第二天(10月31日)太阳出来时,我们清楚看见富士山的壮丽景色。对准备展开新工作任务的人来说,这是个多么热烈的欢迎!

跟日本人一起工作

船开到码头附近时,我们看见数以百计黑发的人。所有人都穿着木屐,在码头上走来走去,发出咯咯的响声。我们不禁想道:“这群人真嘈吵!”我们在横滨过了一晚,然后坐火车到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。唐·哈斯利特已经在神户租了一个地方作为海外传道员之家。哈斯利特也是基列毕业生,比我们早几个月抵达日本。海外传道员之家是一座美观、宽敞的两层洋房,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。

我们把院子里长得高高的草割下,铺在地上作为睡觉的软垫。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海外传道工作,当时我们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,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买了几个小炭炉(称为日本火钵),用来取暖和烧饭。一个晚上,劳埃德发现两个海外传道员,珀西·伊斯洛和妻子伊玛,不省人事。他赶紧打开窗户,让清新寒冷的空气流入屋内,他们才苏醒过来。有一次我用炭炉煮饭时也昏了过去。有些事情要适应可不容易!

当务之急是学习语言。在一个月里,我们每天用11小时学习日语。之后,我们把一两句话写下来,就出去传道了。就在头一天,我遇到一个亲切和善的女子高木美代,她仁慈地接待我。我们回去探访她时,要拿着日英词典才能沟通,但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圣经研究。1999年,我出席日本分社扩建设施的呈献礼时,再次跟美代和好些曾跟我研习圣经的亲爱弟兄姊妹会面。 五十年过去了,他们仍然是热心的王国传道员,各人按着自己的环境尽力事奉耶和华。

1950年4月1日,我们在神户举行基督受难纪念聚会,约莫有180人出席。令我们大感惊讶的是,第二天早上竟有35个人参与外勤传道。每个海外传道员要带三四个新人一起工作。住户没有跟我这个不懂他们语言的外国人交谈,反而跟那些初次参加传道的新人谈话。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,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我很高兴这些新人当中有些在知识方面不断增长,直至今天仍继续努力传道。

许多宝贵的服务机会

我们在神户从事海外传道工作直到1952年,那年社方把我们调到东京,劳埃德奉派做分社监督。过了一段日子,他的工作任务使他走遍全日本,也要到其他国家去。世界总部的诺尔弟兄有一次来到东京,他对我说:“你知道你丈夫下一次到哪里作带务探访吗?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”他接着说:“如果你自付旅费,也可以跟他一起去。”我们感到多么兴奋!毕竟,我们已有九年没有回家了。

我们很快就通知家人。妈妈资助我买机票。一直以来,劳埃德和我都忙于工作,况且我们也没有钱回去探望家人。所以,这次耶和华的确垂听了我的祷告。你可以想象,妈妈看见我的时候多么开心。她说:“从今以后,我要努力储钱,好让你三年后可以再来。”我们告别时,的确有这个想法。但是很可惜,妈妈在接着的7月就去世了。我多么渴望在新世界里跟她重聚!

1960年之前,海外传道工作是我的唯一工作任务,但到1960年,我收到社方的通知,说:“从这封信的日期起,你的工作任务是为整个伯特利家庭洗熨衣服。”当时我们的家庭只有大约12个人,因此我在从事海外传道工作之余,还能够照料这个任务。

1962年,分社把原本的日式房子拆除。次年,社方在原址建成一座楼高六层的全新伯特利之家。社方派我协助年轻的新伯特利弟兄收拾房间,保持房间整洁。在一般日本家庭里,父母从来不教男孩子做家务,因为他们认为男孩子最要紧的是努力读书,其他各事都有妈妈代劳。可是不多久,这些年轻弟兄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妈妈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许多年轻人都继续进步,能够在组织里负起较大的职责。

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,一个圣经学生参观分社,看见我在洗擦浴室。她说:“请你告诉你们的负责人,我愿付钱请一个女佣来代你做这种工作。”我告诉她,我很感激她的好意,但我很乐意做耶和华组织委派给我的任何工作。

 大约这个时候,劳埃德和我接获社方邀请,参加第39届基列学校!那是1964年,我已46岁,竟仍然有机会返回学校进修。这实在是莫大的荣幸!课程是特别为那些在分社工作的弟兄而设的,目的是帮助他们好好照料自己的职责。这个长达十个月的课程结束之后,我们被派回日本。这个时候,国内已有三千多个王国宣扬者。

增长十分迅速,到1972年,日本已经有1万4000多个见证人。我们在东京以南的沼津兴建了一座楼高五层的分社办事处。从我们的建筑物望去,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尽入眼帘。工厂置有巨型的新轮转式印刷机,每个月能够印制一百多万本杂志。但不久之后,还有另一个重大转变临到我们。

1974年尾,劳埃德接到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总部的来信,邀请他在治理机构服务。起初我想:“这大概是我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。既然劳埃德怀有属天希望,我的希望则在地上,迟早我们也要分开的。或者劳埃德应该自己去布洛克林,让我留下在日本好了。”可是我不久就调整了自己的观点,愿意跟劳埃德在1975年3月一同搬到布洛克林去。

在总部所享的福分

即使身在布洛克林,劳埃德的心仍挂念着日本的弟兄姊妹,他老是谈及我们在日本的经历。可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扩大自己的服务。在他一生最后的24年里,社方时常任用他到世界各地从事带务探访,我曾好几次跟随他到环球各地探访。

有机会探访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弟兄,帮助我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。我永不会忘记在北非遇到的一个十岁女孩,她的名字叫恩泰莉。她非常喜爱上帝的名字,不惜每次步行一个半小时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。尽管家人猛烈反对,恩泰莉却毅然把自己呈献给耶和华。我们探访她的会众时,聚会地方只有一个暗暗的灯泡照着讲者的讲稿,其他地方都是黑乎乎的。在一片漆黑中听到弟兄姊妹的美妙歌声,真教人陶醉。

1998年12月,劳埃德和我有幸能够出席古巴“上帝的生命之道”区务大会。这次大会可说是我们一生中的重大时刻。古巴的弟兄姊妹对布洛克林总部弟兄的探访所表现的感激和喜乐,令我们感动极了!我有机会结识许多热心赞美耶和华的亲爱弟兄姊妹,这段宝贵的回忆是我永志难忘的。

跟上帝的子民水乳交融

虽然我的家乡是澳大利亚,无论耶和华的组织派我到哪里,我就喜爱哪里的人。在日本是这样,在美国也是一样。现在我住在美国已超过25年,我也很爱这里的弟兄姊妹。我痛失夫婿时,我的想法不是要回到澳大利亚去,而是要留在布洛克林的伯特利,因为这是耶和华委派给我的工作岗位。

现在我已80多岁了。从事了61年的全时服务之后,我仍然乐意在耶和华认为适合的地方为他服务。他的确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我很珍惜跟一个深爱耶和华的良伴共度了超过57年的宝贵时光。我深信耶和华会继续祝福我们,也确知他绝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善工和我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。——希伯来书6:10

[脚注]

^ 4段 请参阅1999年10月1日刊《守望台》第16,17页

[第25页的图片]

1956年跟母亲合摄

[第26页的图片]

在50年代初期跟劳埃德和一群日本传道员合摄

[第26页的图片]

与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圣经研究高木美代合照,在50年代初期及在1999年

[第28页的图片]

跟劳埃德一起在日本分发杂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