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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需要我的地区服务

到需要我的地区服务

 人物生平

到需要我的地区服务

詹姆斯·贝里自述

1939年,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,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当艰苦,欧洲正战云密布。我和弟弟贝内特从我们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启程,前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寻找工作。

夏末的一天,我们收听电台广播。在一片噼啪杂声中,我们听到这个震撼人心的宣告: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波兰。我的弟弟激动地说:“哈米吉多顿开始了!”我们立即辞去工作,到附近的王国聚会所首次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。为什么要到王国聚会所去呢?让我从头开始说吧!

1915年,我在密西西比州的希伯伦出生。我们一家人住在农村地区。圣经研究者(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)每年来探访我们的地区一次,并且在私人家里举行公众演讲。因此,我父母有许多圣经书刊。我和贝内特也开始相信这些书刊所倡导的圣经真理,例如,阴间不是赤热的,魂是会死的,义人会在地上享永生等。即使这样,还有很多事是我们尚未知晓的。中学毕业之后不久,我和弟弟就一起前往得克萨斯州寻找工作。

我们终于在王国聚会所里跟当地的见证人取得接触,他们问我们是不是先驱。我们完全不知道先驱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。他们接着问我们是否想做传道工作,我们回答说:“当然想!”我们一心以为他们 会派人陪伴我们,教我们怎样做传道。怎知他们只是递给我们一张地图,然后吩咐我们说:“从这里开始吧!”我们对传道工作一窍不通,而且也不愿意当众出丑。最后,我们把地区卡放入邮筒,寄还给当地的弟兄,然后就起程回密西西比州去了!

将真理铭刻在心里

我们返回家乡后,几乎有一年的时间,天天都阅读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刊。我们家里没有电力供应,所以晚上要靠着火光来阅读。在那些日子,周游监督四处探访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众以及孤立的见证人,要强化弟兄姊妹的灵性。有一位周游监督名叫特德·克赖恩。有一次,他探访我们的会众,跟我和贝内特一起逐户向人传道。他常常带着我们一起去传道,向我们解释先驱工作的意义。

由于有机会跟他交往,我们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尽多点力为上帝效劳。最后,在1940年4月18日,克赖恩弟兄替贝内特、我的妹妹苇瓦和我施浸。我们的父母都在场观礼,并且对我们的决定感到高兴。两年后,他们自己也受了浸。父亲在1956年逝世,家母则在1975年去世。他们俩一生对上帝保持忠贞,至死不渝。

克赖恩弟兄问我能够不能够参加先驱工作,我告诉他其实我很喜欢做先驱,但我身无分文,实在无法这样做。他说:“不要紧,我自有办法。”他果然言出必行。首先,他把我的先驱服务申请表递交给社方。然后,带我到离密西西比州约300公里的新奥尔良市,让我看看在王国聚会所上面的一些舒适寓所。这些寓所是供先驱居住的。不久之后,我搬到新奥尔良,投身先驱的新事业。当地的见证人很慷慨,赠送衣服、金钱和食物给先驱们。白天弟兄把食物送来,放在寓所的门前,有时甚至放入冰箱里。一个弟兄在聚会所附近经营餐馆,他邀请我们在餐馆晚上关门后去取当天剩下来的食物,例如肉食、面包、红辣椒牛肉焖豆和馅饼等。

受暴民袭击

过了一段时间,我被派往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从事先驱工作。我和年轻的同伴在那里遭受暴民袭击。看来当地的执法人员助纣为虐,竟然支持暴民行凶!后来,我们被派到密西西比州的哥伦布市,在那里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。由于我们向所有种族国籍的人传道,有些白人因此憎恨我们。许多人认为我们犯了企图颠覆政府的罪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是个爱国组织,它的指挥官就抱有这个看法,于是多次唆使暴民攻击我们。

一天,我们正在街上分发杂志,一群暴民前来攻击我们。这是我们在哥伦布首次受到暴民袭击。他们步步进逼,最后我们退到一间商店的橱窗前面,被他们四面围住。一大群人聚集起来,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不久之后警察来到,把我们带到法院去。暴民 尾随着我们。到了法院后,暴民在所有官员面前公言,我们要是在某个日期之前离去,还可以保全 性命,不然我们就生命难保 了。我们认为暂时离开是上策。但几个星期后,我们再次回去,继续做传道工作。

不久之后,八个男子一起袭击我们,并且强迫我们上了两辆他们的车子。他们把车开到树林去,在那里脱去我们的衣服,用我的皮带鞭打我们每人三十下。他们带着手枪和绳索,我们不禁提心吊胆。我以为他们会把我们绑起来,抛进河里。但他们只是撕毁我们的书刊,并且把我们的留声机大力向树墩撞去,砸得稀烂。

鞭打完毕之后,他们吩咐我们穿上衣服,沿着林中的小径向前行,不准回头张望。我们一边走一边想,假若我们回头张望的话,就必然会被他们枪杀,但他们却能够逍遥法外!可是几分钟后,我们听见他们开车走了。

另一次,一群愤怒若狂的暴民追逐我们,我们急忙逃命,把衣服束到颈项上,游到河的对岸才得以脱险。不久之后,我们被警方逮捕,并被控犯了煽动叛乱罪。我们关在监牢里三个星期之后才提审。这宗案件在哥伦布引起了广泛注意。邻近一间大学的学生甚至获准提早下课,以便到法庭听审。聆讯的那一天,法庭里挤满了人,座无虚席。美国政府的证人包括两个传教士、市长和警方。

一个名叫克拉克的见证人律师和他的同事出庭为我们辩护。他们指出,由于控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我们犯了煽动叛乱罪,所以请求法官把案件驳回。跟克拉克弟兄一起替我们出庭辩护的律师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,但他词锋锐利,理据充足,为我们作了有力的辩护。他告诉法官:“有些人认为耶和华见证人是疯子。他们真的疯了吗?也有人说爱迪生是疯子!”然后他指着一盏电灯说:“请看看那个电灯泡!”即使有些人认为爱迪生是疯子,但他发明了电灯泡,他的卓越成就是无可置辩的。

法庭的轮值法官聆听过双方的证词后,对检察官说:“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犯了煽动叛乱罪。他们其实是有权从事传道工作的。除非你有充分证据,否则就不要再把他们带上法庭,以致浪费国家的时间和金钱,也浪费我的时间!”结果,我们获得胜诉!

不过,审判完毕之后,法官在办公室召见我们。他深知全个市镇的人都反对他的判决,所以向我们提出警告说:“我按照法律作出判决,但我劝你们最好马上离开这镇,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!”我们深信他说的是实情,于是立即离去。

那时,贝内特和苇瓦正在田纳西州的克拉克斯维尔从事特别先驱工作。我离开哥伦布 后就去和他们一起传道。数月后,我们被派到肯塔基州的帕里斯。过了一年半之后,我们正打算成立一群新会众,可是就在那个时候,我和贝内特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邀请。

到海外服务

守望台圣经书社邀请我们到第2届的基列圣经学校受训。当时我们认为,“他们一定弄错了。我们只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两个普通青年,他们怎会邀请我们到基列学校受训呢?”我们以为基列学校只招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不管怎样,我们决定接受邀请,到基列学校受训。这届训练班总共有一百名学生,课程为期五个月。我们在1944年1月31日毕业。大家都满怀热忱,渴望到海外地区服务。不过,在那些日子,申请护照和签证要费很多时间。于是,社方把基列毕业生先派到美国各地从事先驱工作一段时期。我们俩被派到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做先驱工作。不久之后,贝内特和我终于如愿以偿,给派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服务。

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。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和工作在许多地方受到禁制,巴巴多斯也不例外。我们过海关的时候,海关人员打开我们的行李检查,结果找到我们收藏起来的书刊。我们心知不妙,以为事情一定糟了。怎知海关人员只是说:“很抱歉,我们要搜查你们的行李。这些书刊有一部分是在巴巴多斯受禁制的。”然而,他却准许我们把所有书刊带入境!后来我们向政府官员作见证,他们承认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书刊遭受禁制。数月后,禁令就撤销了。

我们在巴巴多斯的传道工作很成功,每人主持至少15个圣经研究。大多数圣经学生都在灵性上有进步,有些还参加聚会,令我们高兴不已。由于见证人的书刊受禁制已有一段时期,弟兄不明白该怎样主持聚会。可是,我们悉心训练几个能干的弟兄,他们很快就学会了。见到许多圣经学生开始参加传道工作,以及会众人数日增,令我们欣喜不已。

生儿育女

在巴巴多斯18个月后,我需要返回美国动手术。在美国的时候,我跟一个名叫多萝茜的见证人结婚。我俩通信已有一段时间。结婚之后,我和妻子到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从事先驱工作。六个月后,我们搬去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居住,因为当地有个见证人给我一份工作。我的弟弟贝内特继续在巴巴多斯服务了许多年。后来, 他跟一个海外传道员结婚。之后,他们周游探访群岛上的多群会众。最后,他们由于健康不良而返回美国。他们继续周游探访西班牙语的会众,直至贝内特在1990年逝世为止。贝内特享年73岁。

1950年,多萝茜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,我们给她起名叫达莉。我们总共有五个儿女。第二个儿子德里克患上脑脊膜炎,两岁半就不幸夭折了。莱斯利在1956年出生,埃弗里特随着在1958年出生。我和多萝茜都努力按照圣经的方式养育儿女。我们每周举行家庭圣经研读,并且尽力令研读富于趣味。达莉、莱斯利和埃弗里特还小的时候,我们每周给他们一些问题,要他们做点搜集资料的工夫,然后在下一周把答案告诉我们。他们也喜欢假装做传道。一个孩子走入衣橱里,扮作住户,另一个孩子则站在门外敲门。他们喜欢用叫人发笑的话来吓倒对方,但这有助于他们对传道工作养成喜爱之心。我们也经常带他们一起做传道。

我们最年幼的儿子埃尔顿在1973年出生。当时多萝茜已差不多50岁,而我也几乎60岁。会众的弟兄姊妹叫我们做亚伯拉罕和撒拉!(创世记17:15-17)哥哥们许多时带埃尔顿一起出去传道。我们觉得,整家人——兄弟姊妹、父母儿女——齐心合力把圣经真理告诉别人,这件事本身就是个有力的见证。哥哥轮流把埃尔顿放在肩膊上,让他手里拿着圣经单张。人家一开门,就见到一个逗人喜爱的小男童坐在哥哥的肩膊上,十有八九都愿意听他们说话。哥哥也教埃尔顿在他们跟住户说话之后,把单张递给住户,并说句简单的话。埃尔顿就是这样开始传道的。

这些年来,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别人认识耶和华。70年代后期,我们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搬到谢尔比维尔,到一群需要较大的会众服务。我们在那里的时候,不但见到会众有良好增长,同时也协助会众找到合适的地方,兴建一幢王国聚会所。之后,社方派我们到一群邻近的会众服务。

家事变幻难测

我但愿能够说,我们所有的儿女都继续行走耶和华的道,可惜事与愿违。他们长大离家后,四个儿女中有三个离开了真理,只有一个儿子埃弗里特跟随我的榜样,参与全时服务。后来他到纽约耶和华见证人的世界总部服务。1984年,社方邀请他参加基列学校第77届训练班。毕业之后,他被派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服务。1988年,他跟比利时的一位先驱姊妹玛丽安娜结婚,婚后一直从事海外传道工作。

做父母的人无疑能够明白,见到三个儿女放弃现今叫他们心满意足的生活方式,失去将来在地上乐园享永生的美好希望,实在令我们十分痛心。有时我禁不住责怪自己,但是我想到,耶和华凭着爱心和仁慈施行管教,而且他从不犯错,然而在他的灵体儿子中,尚且有些停止事奉他。想到这一点,我才感到少许安慰。(申命记32:4;约翰福音8:44;启示录12:4,9)我亲自体验到,不论父母怎样努力教导儿女行走耶和华的道,有些儿女仍然会拒绝接受真理。

强风刮起,树不得不随风摇曳。在人生旅途上遇到波折艰苦,我们也要同样作出调整,能屈能伸。在过去多年,我发觉经常研读圣经和参加聚会,能给我力量作出调整和保护自己的灵性。随着年事渐长,我回想起自己在以往所犯的错误,我总是试着看事情 积极的一面。毕竟,只要我们保持忠心,人生的挫折失败其实有助于我们的灵性发展。我们只要愿意从经验吸取教训,人生各种负面和不利的事,反倒可以最终造益我们。——雅各书1:2,3

虽然现在我和多萝茜健康欠佳,体力日渐衰弱,不像往日一样能够为耶和华做那么多工作。但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却给我们百般支持和鼓励,我们实在对他们感激不尽。每逢我们参加聚会,弟兄们都表示他们多么高兴见到我们。他们也竭力在每一方面——不论是修理房子还是维修汽车,帮助我们。

我们也偶尔能够从事辅助先驱工作,并且跟感兴趣人士研读圣经。叫我们特别高兴的,是听到在非洲服务的儿子的消息。即使现时家中只有我俩,但我们仍然举行家庭圣经研读。我们很庆幸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够为耶和华辛勤服务。耶和华向我们提出保证,他“总不会忘记[我]们的作为和[我]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”。——希伯来书6: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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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4月18日,特德·克赖恩替我、苇瓦和贝内特施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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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妻子多萝茜,摄于40年代早期及1997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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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巴多斯的公共汽车宣传题名为“和平之君”的公众演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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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弟弟贝内特,摄于海外传道员之家门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