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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信心不畏强权

保持信心不畏强权

 保持信心不畏强权

迈克尔·达舍维奇口述

“在德国我们有权枪决耶和华见证人。你看见那枝枪吗?”盖世太保一面问,一面指着那枝靠在墙角的来福枪。“我就算把枪上刺刀插在你身上,也不会有半点歉意。”

那是1942年,纳粹党占领我的家乡时发生的事。我受盖世太保恐吓的时候,年仅15岁。

1926年11月,我在当时仍然属于波兰的斯坦尼斯拉夫(现在称为伊万诺-弗兰基夫斯克)附近的小村庄出生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(1939年9月至1945年5月),我的家乡先后被俄军、德军占据,最终受苏联统治。大战结束后,这里正式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。1991年苏联瓦解,乌克兰宣布独立。

我的爸爸是波兰人,妈妈是白俄罗斯人,他们原先隶属希腊天主教会。可是,他们的信仰在1939年发生了改变,当时在邻近村庄霍雷赫利亚德,耶和华见证人有个为数30人的会众,其中两名妇人在传道时留下一本题名为《世界大战迫在眉睫》的册子给我们。册子描述的正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事态发展。因此,我特别留心阅读“各国为何大动干戈?”这个标题下的圣经解释。

战争并不是乌克兰惟一要面对的问题,这里还有严重的饥荒。前苏联总理斯大林采取铁腕政策,迫使人民流放俄罗斯。眼前种种苦况促使我更仔细考查圣经。我请一位住在霍雷赫利亚德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我学习圣经。

我的村庄奥达吉夫跟霍雷赫利亚德分别位于德涅斯特河两岸,一河相隔。我每星期乘小船渡河数次,前往对岸学习圣经。1941年8月,我和姊姊安娜,在河里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。当时跟我们一起受浸的,还有另外两个人。

遭盖世太保拷问逼供

1941年德军开始进驻乌克兰,自那时以来,我们一直冒着遭逮捕监禁的危险,也从没有停止向人传道。1942年,我成为先驱传道员,骑自行车往来探访邻人,向人讲解 圣经。不久之后,就遇上文章开头报道的事件,被盖世太保拷问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,我做完传道,回家途中,顺道前去看望两位基督徒姊妹,一位母亲跟她的女儿。女儿的丈夫极力反对她的宗教,要知道她从哪儿得到圣经书刊。那天我不但随身带有书刊,还有信徒同工的传道报告。她的丈夫看见我走出房子,正要离开。

他大声喊道:“站住!”我抓紧皮包,掉头拼命跑。

他高声叫喊:“小偷!拿住他!”当时正在田间工作的人以为我真的偷了人家东西,于是合力把我拿住。最后,我被她丈夫带到警察局去,站在盖世太保面前。

盖世太保看见我皮包内的书刊,就以德语尖声喊叫说:“卢述福!卢述福!”我虽然不懂德语,也知道什么使他这么激动。约瑟夫·卢述福是守望台圣经书社已故社长,耶和华见证人在当时印制的书刊中,标题页都印有他的名字。那人当着警察和盖世太保面前控告我是他妻子的情人。他们也觉得指控荒谬可笑,因为他妻子年纪足以当我妈妈了。他们于是开始盘问我。

他们要知道我是谁,来自什么地方。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我怎样获得圣经书刊,不过,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。他们把我痛打一顿,戏弄一番,然后把我关进地下室去。接着的三天,他们不停地盘问我。最后把我带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,就在这里,盖世太保恐吓要用刺刀杀死我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的,只好低下头来,在没完没了的沉寂里等候。突然间,他说: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在那段艰难时期,不但传道要十分小心,就是举行聚会也不容易。1943年4月19日,在霍雷赫利亚德,我们用一所房子的两个房间举行基督的受难纪念聚会。(路加福音22:19)当聚会即将开始的时候,有人在外边高声喊叫说警察正迫近我们的房子。我们急忙离开房子,有的在花园里藏起来,我的姊姊安娜跟另外三名妇女则藏身地下室内。可是,她们却被警察发现,一一从地下室拖上来盘问。她们受虐待长达数小时之久,其中一人伤得很重。

 世事变迁

1944年的夏季,俄军打败德军,再次进驻乌克兰。身为耶和华的仆人,不论受纳粹党统治也好,受苏联管治也好,我们都是按照同样的圣经原则而生活,拒绝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。这样,我们对上帝的忠诚,很快又要面临另一场考验了。——以赛亚书2:4;马太福音26:52;约翰福音17:14

不出几天,俄军开始征募年轻男子入伍。可是,俄军不是惟一需要新兵的人,乌克兰游击队也在地区内强行带走年轻男子,在森林里训练他们跟俄军作战。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,要在俄军、游击队这两个敌对双方之间证明我们是中立的,好不容易。

有一次,俄军和游击队在我们的村庄爆发冲突,几个被杀的游击队员躺在我们房子前的街道上。苏联当局派人到我家查问,看我们认识不认识被杀的游击队员。他们调查完了,把我一并带走,因为政府当时正在筹组一个波兰军团,而我是波兰人,他们要我加入军队。

由于拒绝入伍,我跟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被押上火车,解往东部约700公里的城市,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。我们解释不加入军队的圣经理由之后,就被监禁起来,等候审讯。开庭聆讯的日子到了,我们站在审查员面前为自己的信仰辩护,他是个犹太人,我们于是提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事,后来摩西怎样解救了他们。这果然引起了他的兴趣,他很留心聆听。

我们在法庭没作出宣判以前,跟另外约二十五个犯人关在一间细小的牢房里。囚犯获悉我们因为拒绝加入军队被关起来,就大声呼喊说:“我们大家都是弟兄!”可是,过了不久,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而是浸信会教徒。他们加入了军队,却因为不肯拿起武器,于是被抓坐牢。

1945年5月,我们仍被拘留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晚上,从兵营和街外传来阵阵枪声和嘈吵声,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。我们不禁想到,这是骚乱声、打斗声,还是庆祝的欢呼声呢?次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,理发店传来消息说战争结束了!不久,法庭就我们的案件作出宣判。我们跟浸信会教徒通通获判在劳动营服刑十年。

俄罗斯的监狱

我跟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被解往俄罗斯一所监狱。经过两个星期,我们搭乘的火车终于抵达莫斯科以东约400公里的苏霍贝兹沃德诺杰。这里有32个劳动营分布铁路沿途各地,劳动营行政中心设于苏霍贝兹沃德诺杰。每个营都囚有几千个犯人。我囚在苏霍贝兹沃德诺杰六个月之后,被送往第18号营房,其中的囚犯不是罪犯,就是政治犯。

我们做的是最吃力的工作,砍伐树木。 有的时候,我们要在积雪及腰的环境下,走过积雪,用手锯锯树,然后在雪地上拖拉树干。每个星期天吃过早饭以后,我跟营内另外四名耶和华见证人一起讨论圣经。这就是我们的聚会了。我们也会举行一年一次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,聚会在浴室内进行,因为弄不到葡萄酒,我们以黑莓汁象征基督的宝血。

孤立无援的感觉,使人难以忍受。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心吐意,他赐我力量坚忍下去,就如他在以利亚先知感觉势单力孤时强化他一样。(列王纪上19:14,18)我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的,上帝是我生命的支柱,在我最艰辛的情况下扶持我。

苏霍贝兹沃德诺杰附近有其他劳动营,每个营都囚了几个耶和华见证人,我们不时跟他们取得联络。有个弟兄可以自由出入营房工作,他作为我们的中间人,把书刊偷运到不同的营房去。这样我们可以传阅仅有的圣经书刊。这样做使我们的灵性大受强化!

返回乌克兰

后来,政府颁布特赦令,我的刑期从十年减至五年。因此,1950年4月,我得以返回家乡,再次成为霍雷赫利亚德会众的一分子。在乌克兰,政府依然禁制我们的工作,向人传道仍十分危险,但从中得到的喜乐也很大。

回到家乡不久,我跟科扎克攀谈起来,他住在离我家约20公里外的扎博克鲁克村。我问他和家人的生活怎么样,我深知在集体农庄干活维持家人生计并不容易,这样问很容易打开话匣子。我接着解释圣经预言过在我们的日子会有粮食短缺和战争。(马太福音24:3-14)他想进一步讨论,所以我再次探访他。这样我每星期走大约40公里路到扎博克鲁克跟科扎克和他的家人研读圣经。虽然,跟他们研读圣经要花很多时间,也要冒遭逮捕的危险,可是,1950年8月,科扎克整家人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,我当时的喜乐足以抵消任何的辛劳有余。

科扎克一家受浸之后不久,就跟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流放外地。他们在1951年4月初遭官兵突围,没有任何审讯、听讼,随即给放逐到西伯利亚去。科扎克一家跟我其他许多朋友被迫在远方另建家园。 *

霍雷赫利亚德会众里15个家庭,只有4个遭放逐,跟其他会众相比,比例不算大。这么大规模的放逐安排是怎样筹划的呢?原来政府当局早已掌握了耶和华见证人许多资料,拘捕他们实在易如反掌。看来流放名单在1950年编定,当时我还在俄罗斯监狱服刑,所以名字不在名单上。在搜捕前一个月,1951年3月,我跟费尼娅结为夫妇,她也是耶和华的忠仆。费尼娅的家人全给流放外地, 她因为嫁了给我,换上了我的姓氏,所以名字不在黑名单上,得以逃过流放的厄运。

信心大受考验

有这么多弟兄姊妹遭放逐,我们剩余下来的人得重新整顿工作。我被派前往邻近地区伊万诺-弗兰基夫斯克照料当地各群会众。虽然,地区里许多弟兄遭放逐,但是,当地15群会众中,每群依然有大约30个耶和华见证人。我是个自雇木匠,工作时间比较灵活,能够每月一次秘密地跟各群会众的弟兄会面。

我们通常在深夜相约前往墓地见面,这地方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。我们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使每群会众都有圣经书刊供弟兄姊妹阅读。偶尔,我们收到新近出版的波兰语或罗马尼亚语《守望台》,然后就把杂志翻译成乌克兰语。可是,政府却不断监视我们,要设法找出及充公我们用来复制书刊的简陋机器。

受政府禁制并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跟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同工失去联络,特别是在基督徒活动上带头,住在纽约布洛克林的弟兄。由于得不到适当的指导,会众很容易受纷争、流言,以及敌人的狡计困扰。有些耶和华见证人甚至离开组织,另起炉灶,倒戈相向。我们中间也有人传播捏造、破坏人信心的故事,诋毁在布洛克林带头领导的弟兄。

面对这样的情势,许多人觉得,使我们信心大受考验的,不是反对者的迫害而是会众成员彼此之间的冲突。即使有些人不再跟我们一起事奉上帝,我们深知紧紧依附组织,耐心等候耶和华把事态扭转过来,是至为重要的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地区里绝大部分的耶和华见证人都抱这样的态度。我也很高兴告诉大家,许多一度离开组织的人,终于幡然悔悟,重投组织的怀抱,跟我们一起事奉耶和华。

即使在这段跟弟兄姊妹隔绝的艰难时期,我们继续在传道工作上保持忙碌,最后得以体验耶和华赐予丰盛的报酬。我们经历的祝福教我们难以置信!现在,我每次出席会众的书籍研究班,都回想起耶和华给我的种种祝福。我研究班有二十多个耶和华见证人,他们所有人都是从我家庭成员协助而认识到真理的。

我的父母、姊姊安娜已经先后逝世,他们全都至死对耶和华保持忠心。我跟费尼娅依然活跃地事奉耶和华。转瞬间,三十年过去了,这段日子里,耶和华见证人在乌克兰经历连番波折,在这短短的篇幅内实难一一详述。回顾自己事奉耶和华这些年间,使我更深信他会继续成为我的支柱,扶持我,因为他这样论述自己说:“我——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”——玛拉基书3:6

[脚注]

^ 32段 请参阅《守望台》1999年3月1日刊24至29页,“受禁四十多载”,以及《儆醒!》1999年4月22日刊20至25页,“西伯利亚放逐记”。

[第21页的精选语句]

他们要知道我是谁,来自什么地方。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我怎样获得圣经书刊,不过,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

[第22页的精选语句]

孤立无援的感觉,使人难以忍受。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心吐意,他赐我力量坚忍下去

[第20页的图片]

我跟费尼娅摄于1952年

[第23页的图片]

今天与费尼娅合照